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疫，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就此引发关于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五点思考：

一是“关键节点”。中国城市的发展不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发展，一些重大事件会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节点，一旦产生，便具有不可逆性，导致后面的体制跟这个关键节点之前的制度有一个路径的依赖。而此次疫情应该成为优化治理的关键节点，成为后疫情时代优化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的治理拐点。

二是“动员抗疫”。中国采用的动员抗疫模式和机制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与制度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关。中国的城市规划均非开放式的街区制，都是封闭和半封闭的街坊制。街坊制的规划为抗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规划上的保证。

三是“权利让渡”。此次普害性灾难对每个人的伤害程度都是平等的，因而产生了一些权利让渡的曙光，这一曙光应当在后疫情时代持续发亮，成为优化社会治理、优化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四是“撬动支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只有如生态、安全等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议题，才能成为撬动社会治理的支点。有了撬动支点以后，就能找到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议题，就能将很多资源串联在一起。

五是“专业回归”。所谓专业回归，就是将其回归到一个专业问题、回归到一个技术问题上。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所积累的数据优势、技术优势、专业优势等等，会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一个技术和专业的制高点。

此次疫情之后，肯定会对社区、社会、制度、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重新理解。很多城市都因为一场大的灾难获得了一种再生，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禀赋、城市的性格会发生一些变化。为此，我坚定地认为，武汉会获得一种再生！

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的新变化

唐皇凤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中国体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动员力和资源统筹力。当然，这种强大动员力是一种外在的呈现，实质上却是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

但是，在我国的城市治理过程中，这种组织力带有很强的权威动员色彩，却忽视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传统的动员资源和动员机制所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失效和失灵，以及针对广大普通党员和社会大众更具持续性和更加精细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建构。就目前而言，疫情防控的组织动员主要依赖晋升激励和严厉的问责，但精妙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缺乏，使得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均具有较大的隐忧。另外，这次疫情防控也为城市治理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其中，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抗疫中的广泛运用，为提升疫情防控效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也代表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趋向。但技术治理本身也是双刃剑，有很多需要高度警惕的内生性风险。就目前而言，我认为，疫情对城市治理带来的最大的变化还是在经济发展层面和民生保障层面，疫情中暂时困难群体的社会救济、心理调适问题，社会基本面的秩序稳定问题等，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最后，此次疫情防控的三个机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联防联控机制。通过把党政系统中的30个部门有机地整合起来，实现跨层级联动和跨部门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内聚力。二是群防群治机制。通过中国共产党延伸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末梢，把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和公民的力量有机地整合起来，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多元协同共治，也是动员模式中的一个有效机制。三是网格化管理机制。虽然它使得基层治理网络更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治理成本，但是在危机治理过程中还是具有显著的效果。

总之，我认为中国疫情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关键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官民互信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使得我们的疫情治理模式具有厚实的社会支撑。

新冠疫情的城市治理之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其涉及国家之广，对于政治、经济、教育、生活，甚至生态环境影响之深，不亚于1929到1933年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通过数据模型，可以发现新冠疫情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基于技术发展的全球化一方面使得各国居民间的往来更为便捷，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病毒在全球传播。也就是说，全球化与技术化给世人带来生活便利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风险，这突出体现在城市自身的脆弱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探寻城市治理的有效之道，在于如何经由理性、审慎和反思实现城市健康发展。回眸历史，现代城市供水与排水网络的发展使得“19世纪的世界病”霍乱逐步绝迹。此次新冠疫情，原先疫情严重的东亚区域在疫情防控以及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方面已初见成效，韩国被国际社会视为疫情防控的优等生，究其原因在于国家能够实施精准统一的疫情防控举措，信息公开透明。反之，如若政府间的政策不一，甚至各行其是，国家缺乏统一连贯而能够有效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例如，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反而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疫情呈波浪式发展。

因此，国家的能力建构与维系非常重要，体现在安全秩序的供给力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两个重要维度。城市的善治需要超越“小政府、大社会”亦或“大政府、小社会”论争的窠臼，实现强大国家能力和社区自治能力。国家能力的优势在于有效治理，维系城市运行秩序；社区自治的自发秩序有助于将疫情与危机遏制在萌芽状态，起到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实现治理宏观统一性和微观多样性的有机融合，应是城市社会的善治之道。

疫情防控中的城市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战略目标：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顶层设计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与数量几何级增长背后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宏观反思，同样也是建立在亟需破解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凸显出的一系列微观治理难题之上。在此具体语境下，如何在城市治理中加快提供更好的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成为应对时代挑战、落实治理战略、释放治理效能的具体要求与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聚焦于把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深入到城市所有空间和所有人群，并且要解决企业和社会以及城镇居民生活和就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与传统粗放式城市治理模式不同的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在治理内容、参与主体、服务对象以及路径支撑等多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创新与转变，具体可以从三大维度进行理解：一是科技支撑。包括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强化科技在城市治理的应用和实践；二是关注个性化的民生需求。通过转换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来最大限度保障与实现每个人个性化与细致化的需求；三是端正工作作风。具体落实在真正以人民当家作主的管理和服务理念之中。

与此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中，要推动城市治理的精细化，需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把管理和服务融为一体，建构以服务优先，管理与服务并举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二是精细化治理要面对所有城镇居民，严禁户籍歧视；三是必须防止一刀切政策的泛滥，避免城市政府官员盲目主观的模式；四是推动城市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的资源下沉到基层；五是面对科技创新的大格局，精细化治理要更加地提倡包容。在包容性治理理念之下，把精细化治理从具体、细致的工作范畴上升到基于科学分析的理念高度，这样精细化治理才更为适应创新型社会发展的要求。

从新冠疫情治理反思城市韧性的构建维度

正如塔勒布所言：“黑天鹅总是在人们料想不到的地方飞出来。”新冠疫情变量与原来的现代化进程叠加所形成的诸多关系，对后续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均会形成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城市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系统，然而诸多风险与城市森林共生，风险城市、风险社会已然而至。此次疫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交互界面和交往方式，因而城市治理也有了新的需求。特别是对生命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较高融合度需求，前所未有。疫情期的城市治理，既沿用了以往组织动员的传统，又因实际面临多种新变量而广泛导入治理的技术资源，形成了治理的新效应。

面向未来，基于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更有质量的城市韧性构建，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一是更新城市治理观念。面对城市韧性的提升需求，需要从平面的城市到立体的城市、从简单的城市到复杂的城市、从物质的城市到安全的城市转变，以均衡实现权利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空间化。二是更新城市治理构架。既往适用于工业化初期和大工业时期的管理思路及官僚制结构，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内生的片面性和脆弱性。疫情让我们反思，在特殊紧急情况下的适恰反应与效能行动，需要对现有城市治理构架做扁平化与服务性对优化升级。三是更新城市治理战略。“拦水坝”思维难以“围栏拒险”，疏浚式的微循环思维、可持续发展思路则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抗险能力和风险恢复能力。为此，需要对新时代下城市的韧性战略、韧性“仓库”、韧性工程、韧性智慧、韧性文化以及韧性保障等进行新考量。

总之，“城市即人民”。将动态的安全观与系统的平衡观综合起来考虑城市治理究竟所欲何往，会让我们更加理性，也更加温情。唯此，我们才有可能既安顿好肉身、又抚慰好灵魂，城市才会在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让我们自身也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