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第六届“对话苏州”隆重召开。与会专家围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苏州目标定位与战略思考”这一重大课题展开深入探讨。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7位专家的精彩发言。
本期推送将中央津京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李晓江的发言内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中间城市”的认识
李晓江
苏州是一个复杂的城市，不能用简单的好或者不好，先进或者落后来评价。但是这个城市又是长三角不可或缺的城市，所以我想用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中间性”和“中心性”来看苏州这样的城市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今天我主要讲两个话题，一是从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看苏州本身有什么样的特点，二是在此背景下苏州应该如何发展。
首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我们今天讨论京津冀，还是讨论长三角、珠三角，国家这三大核心区的规划都已经出台了。其实我们发现三大核心区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特点。有的领导问我，你怎么理解三大城市群，我认为仔细阅读三大城市群核心文件的主题词就会发现：京津冀叫协同，长三角叫一体化，大湾区叫合作共赢，这就说明不同的阶段承担不同的使命，具有不同的特征。
三大战略出台的更深层次的背景
中国社会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认识区域、认识层次有什么样的启发？所以我想今天的话题还是要从十九大开始讲。我认为十九大最重要的政治贡献就是重新定义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什么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什么人有资格提出美好生活的需要？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人变了。人变化的基本指标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从一个200美元的贫穷社会，变成了人均1万美元的中高速发展的社会。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必须提出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能是40年前模模糊糊地提出不断增长物质文化的需要。矛盾的另一面是什么？我们当年可以非常坦率的讲，中国社会矛盾的另一面是落后的生产力，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已经不再落后，但是处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时代的变迁，才是我们重新思考所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十八大”最重要的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从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后，我们40年改革开放从来没多提一个现代化目标，但是十八大提出来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的现代化，一直到十九届四中全会讨论的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问题，为什么要提出治理？为什么要提出把治理放到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度来定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同样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变了，这个社会变得复杂了，用简单的统治和管理的概念已经无法应对了，需要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需要博弈、需要谈判、需要协商、需要妥协，所以才叫治理的现代化。
城市的发展逻辑的变化
第一，中国人口结构剧烈的变化。中国人口总量在2030年左右将达到峰值。以前我们一直渴望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加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城镇化速度明显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开始减少，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从2012年开始到今年没有停下来而且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第二，新增就业结构变化，工程师红利显现。过去我们保持八个点的经济增长为了解决什么？解决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是什么人的劳动就业？是农民工的。所以一年一千万农民工增长的时期，整整维持了十年。从2000年到2010年，我们每年平均增长农村工1100万，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一千万左右的劳动力是提供给谁的？主要提供给大学生的。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达到了850万，所以我们再用所谓上半场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已经难以为继了。我们看到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工，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劳动岗位供给和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冲突。同时，我们的农民工也不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一份工资一张床让他走天下。这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十年前富士康出现了十连跳，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富士康的十连跳宣告了中国单一发展产业路径的终结。富士康工厂当时应该是中国最好的企业生活区之一，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生活区里面出现了十连跳？因为新一代农民工拒绝这种方式，拒绝这样的工作和就业方式。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快速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从一线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从沿海地区转向广大中西部地区，带动了国家消费的增长。
第四，社会阶层分化，低收入与相对贫困人群仍然是主体。尽管我们人均GDP达到了一万美元，但是我们的社会在扩大，社会阶层在分化。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或者说生活水平，但是我们仍然有三分之二的群体属于低收入群体或者是相对贫困的人口，所以我们的供给越来越复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项改革措施就可以让整个社会收益，这样的时间再也没有了，任何一项新的措施或者政策的出台都会使一部分得益，而让另一部分人受挫，这个社会变得多元变得复杂了。
第五，消费模式转变。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过程当中，消费结构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40年我们经历了全过程，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解决温饱到开始追求质量，追求品质，追求品牌再到奢侈品的消费，这是一个产品消费的链条，这个链条进一步发展是什么？一万美元和十万美元的差别绝不是物质消费十倍的增长，服务消费开始兴起，所以服务业的带动越来越明显。那么这样一个消费链条的成长对我们城市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还用上半场招商引资的方式，能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六，空间供给与消费的刚性约束。当我们讲区域一体化，讲城市发展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空间产品的供给，只要是空间产品就有区位特征，就有距离属性。所以在提供这样一种供给的时候，必须考虑空间产品的消费受到货币和时间成本的刚性约束。
第七，中产阶层的需求分析。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叫免于贫困的自由，不能重回去，好不容易进入到了中产阶级这样一个中流社会，不能退回到低收入人群当中去，所以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下面，我们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极其脆弱，极其焦虑。具体的讲，第一，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高性价比的城市。第二，选择高收入、有发展空间的就业。我们发现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家庭双层居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第三，买房不只是为了居住，更是因为住房资产具有保值、增值能力。第四，为了优质的子女教育机会，这是一个“拼娃”的时代，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如果过去孩子的教育只是父母的事情的话，现在成了整个家族的最重要的事情，让孩子上一流的学校不输在起跑线上，是免于贫困最最重要一个保障。第五，可承受的养老与医疗。第六，具有支配时间的自由。另一方面，新兴中产阶级体验型的需求，文化消费、旅游度假、交往交流、独处和私密护理、健康健体、满足虚荣性的时尚消费，这些都是新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它的话，我们谈不上能够吸引人才。
第八，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分析。我们要认识到低收入人群仍然需要大量的公共服务和空间供给。我们要关注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他们基本的发展需求，这个对中国所有的大城市来讲都是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因为中国的经济远远没有到能够摆脱非正规供给和非正规经济这样的阶段。
第九，社会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变化。过去我们的文化活动是极少数专业精英的活动，现在城市的空间、建筑、历史文化、街巷更新等等，都成了全社会性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自建。深圳的文化建筑与城市方言展，上海的城市空间艺术季都成了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人群，背后是什么？中产阶级的兴起，文化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在雄安新区的规划当中，我一直强调，必须要有日本团队参加，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真正实现现代化的东方民族。我问过日本的团队，日本的居住形态怎么变化的？是不是越住越大、越住越高级、越住越奢侈？他们说不是的。所以日本团队在雄安新区的规划里面，提出了湖居、林居、田居这样具有审美趣味的居住产品的供给，这才是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价值观。同时，大学生选择城市其实背后也是对文化的选择，我们看到除了北上广深，最吸引今天年轻大学生的城市哪两个？杭州和成都，因为城市的文化和包容。所以我们讲人文选择城市，人跟着城市走，企业跟着人走，是下半场的基本逻辑，谁忽略这个逻辑，谁就不可能在竞争当中取得成功。
“中间城市”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从地理特征来讲，它不是中心城市，不是领头城市，也不是门户城市，但也不是边缘城市。今天有专家讲到苏州不是边缘，苏州在核心区当中应该是中间性的城市。所以中间性的城市从城市关系的地位来讲，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没有主导的话语权，但是有溢价权；没有资源的独占性，但是有资源的多样性；没有强势的垄断力，但是带来扁平化、网络化的结构。我们看今天东莞也是这样，同样在地位上没有绝对的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讲，它的发展游刃有余。2000年以前，深圳在珠三角的城市当中，其实真正是一个“中间城市”，但是现在变成“中心城市”。我们看一下深圳之所以能从特区走到先行示范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的探索转型和创新，这个是深圳最好的一个传统。因此，深圳在空间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作为。
三个策略
第一，在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当中去寻找定位，而不只是追求指标，让中间城市变成机会城市。
第二，在发展中坚持开放包容来提高这个城市的流动性，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旋转城市，让这个城市在要素流动的过程当中择优，来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整合资源，组合优势，构建多元发展的空间体系，建设一个网络城市。我们讲什么叫新经济，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杭州已经进入一个文化主题的时代，我们分析过杭州空间的演变，1.0是西湖时代，2.0是黔江时代，3.0是科创时代，4.0是三江口文化时代。
时代在变迁，空间价值在转变，空间价值配置的原则在转变，这一轮的规划，这一轮的空间扩展，可能真的是一个终级的规划，扩张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保护自然、弘扬文化、建设理想城市、织补碎片化地区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苏州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让苏州真正成为一个最具价值的中间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