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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苏州·2019(一) | 曲建:变化中的深圳、苏州开放型经济聚焦点
发布时间2019-12-28

12月13日,第六届“对话苏州”隆重召开。与会专家围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苏州目标定位与战略思考”这一重大课题展开深入探讨。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7位专家的精彩发言。

本期推送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曲建的发言内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变化中的深圳、苏州开放型经济聚焦点

曲建

倍受媒体关注的两个开放型城市——深圳、苏州在开放型经济出现转型升级的情况下,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苏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深圳的一些作为,实现开放型经济再出发。

即将过去的2019年,将成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历史上,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年末又推出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与此同时,在这一年里,国家出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少有的力度大的政策体系,包括金融业的开放、一系列的自贸区区域规划的布局安排,这些举措都是在2019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方式给予了发布。

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家自然而然高度重视两个城市——深圳、苏州。因为这两个城市一方面都是承担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平台,另一方面又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流域重大企业和重大创新资源的集中地。

这两个城市扮演的角色非常有代表意义,可以称为两个前沿性的城市。它们在过去40年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

第一,苏州、深圳经济外向度高,均为我国进出口的主要城市。2018年,苏州、深圳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7.66%和9.80%,占同期城市GDP比重分别为126%和124%。说明两地产品都融入了国际产业链体系。

第二,苏州、深圳均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城市。2018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299亿元,占全国吸引外资总量的3.35%,占同期城市GDP的1.61%;深圳为542亿元,占全国的6.08%,占同期城市GDP的2.24%。说明两个城市经济发展都融入了全球产业链。

因此,从产业链的过程到产业链的结果,这两个城市都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

但是这两个城市也有所不同,各自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背景有较大差异。苏州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流域,上海具有龙头的“虹吸”作用,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个中心城市深圳、香港、广州呈现出了分工布局的态势。

基于不同的发展背景,深圳和苏州在近十几年来的发展路径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历史数据来看,2012年左右是深圳和苏州GDP差距开始扩大的进程。在这之前,实际上苏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个年代恰恰是中国产业特别是开放型经济产业大规模转型升级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只有不到一千平方公里的空间,可开发利用的面积不到一半,深圳1950平方公里,可开发利用的面积也不到一半。空间非常狭小,导致城市之间不得不走出分工协作的道路。因此,香港成为金融业高度增值的环节,广州作为国际贸易业结算的环节,剩下留给深圳的是风险比较大的高科技创新环节。

第二,从工业发展来看,2017年苏州、深圳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当地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3.9%和65.5%,可以发现深圳已经走出了一条以高科技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道路。从2018年深圳、苏州的工业增加值率对比发现,深圳达到了26.5%,苏州是22.2%。

第三,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发展来看,苏州的金融业和上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深圳的金融业与香港走出了分道扬镳状态,深圳越来越进入到金融科技创新领域而不是传统的银行业务。所以说深圳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所形成的增加值明显是一个全面提升的过程。

第四,从内外资结构来看,深圳的内资占比超过了60%,而苏州的外资占比超过了60%。所以说内外资结构两个城市也有所不同。深圳要走科技创新之路,只能靠民营企业为龙头带动整个科技创新力量的提升。通过对比还可以看到苏州和深圳这两个地方的内外资利润率也是有所不同的,深圳的内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偏高,也说明民营企业在深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五,从科技创新的投入来看,2018年,深圳R&D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20%,苏州是3.23%。但是规上的工业企业研发的投入量两者之间差距非常的明显,苏州不到400亿,而深圳同年超过了800亿,说明苏州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还需要提高。这个表现在苏州企业更多的是注重制造环节,而深圳是民营企业主导下的经济体,开始越来越关注通过科技创新来创造价值。

第六,从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来看,两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外资企业从事高科技研发的空间并不明显,越来越多的外企把研发放在境外,民营企业则愿意把研发的力量放在本国体系之内。

第七,从PCT的申请量来看,深圳占了几乎全国的一半,苏州只有深圳的十分之一。这一点也可以明显看到民营企业大量在申请专利,而外资企业的专利归属母公司。

第八,从科创载体来看,深圳已经提出来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很显然在产业创新方面开始向源头进行推进,而苏州天然就具有比较良好的大学资源和研究机构,所以两者之间在这个方面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借鉴。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角度看,苏州还需要在科研的基础上尽快向应用领域进行推进。

第九,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科技金融这个领域上,苏州缺乏重大的投资平台和机构,科技金融对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需要加强。在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深圳在科技创新、金融支撑这个平台上面的数量规模非常可观,这也是支撑了整个深圳科技创新很重要的一股资金力量。

回头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1.0版本的开放型经济,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引进。深圳、苏州是中国开放型经济1.0版本的典范性城市,在过去的40年里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000年之后,中国推出开放型经济的2.0版本,关键词是服务业引进来,聚焦点在服务业(包括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开放。

面对今天中国的开放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放型经济逐步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思考3.0版本开放型经济的着力点、聚焦点,也就是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来的再出发的问题。

 众所周知,制造业在产业链中为中游环节,服务业为下游环节,过去的40年开放中,还有一个上游环节没有开放。所以现在开放型经济再出发中的一个关注点、聚焦点应该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上游。产业链的上游开放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搞科技创新的开放式合作,第二是产品和企业想办法走出去。通过两个方面的互动来完成开放型经济再出发的功能定位和设计。

为什么要这么去考量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当前不仅仅是中美贸易的摩擦,美欧、美日等多个国家都有纷繁复杂的摩擦关系。回顾一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会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也好,贸易战争也好,实际上要完成的一个重大目标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在当今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下,只看最后工序完成地,而不考虑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国际价值转移。只要最后工序在中国完成,产品便会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这样终端产品制造国往往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顺差状况,就会成为贸易战的主打对象。所以我们可以学习日本当年的做法,通过把一部分的终端通过制造业转移走出去,让我们的制造业、原产地规则的多元化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争端。因此,今天谈到开放型经济再出发的新版本,需要在新的指示体系下进行重新设计。

通过中国沿海发达城市正在进行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数据可以看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相当一部分流域的企业已经悄然而动。五年前这些企业主要是基于劳动密集型因素开始悄然向外搬迁,五年后越来越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也开始转移。但是只要完善营商环境,就可以把核心的研发、本土的制造以及不打贸易战的企业放到本地来。在调研中同时也可以发现,五年前这些企业进行再布局是为了成本,五年后则是为了拓展市场。所以未来开放型经济再出发的出发点也是要帮助企业去寻找新的市场。

那么怎么才能够帮助企业走向开放型经济新的版本呢?

在引导着开放型经济走完1.0版本的制造业、走完了2.0版本服务业的全球化之后,要坚定不移的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化。

实现开放型经济再出发新版本的推进,首先要加大苏州开放式创新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原始创新升级。我们不仅要引导企业在终端设计、终端研发领域的创新,还要让高校和境内外科技资源的合作向上游端进行延伸。

其次,以科技金融为突破口,实现苏州现代服务业开放与开放式创新格局的形成。之所以要以科技金融为突破口,是因为科技金融的风险度很高,传统银行业务集中的地区不太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比如当年的香港也不愿意干的金融业服务,深圳利用好自己制造业庞大体系支撑整个科技金融的发展,从而与香港形成了一个错位。

再次,以苏州工业园(自贸片区)为载体,切实推动实现苏州现代服务业开放与开放式创新发展。今天3.0版本的开放型经济,要求既有蓝领开放、白领开放,也要有金领开放。金领开放对生活、生产条件的要求,引导着4.0版本最高端的产业园区的配套服务。比如,美国科研人员愿意集中到美国硅谷,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所有人员的办公地点都在200米半径范围内的球体空间里面,形成生产、生活、娱乐、学习的空间。因此要在4.0版本园区的设计下,重新规划土地空间,重新调整土地政策。

最后,以“走出去”+“引进来”为路径,切实推动实现苏州现代服务业开放与开放式创新发展。要让我们苏州的产业走出去,让全球的创新资源引进来。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完成创新资源的转型升级,完成产业资源的转型升级,更完成城市使命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