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桃，中国经济特区问题研究专家。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胡寄窗先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深圳市学术领军人才，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荔园领军学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社科联委员。历任深圳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
长期从事中西方经济思想与理论研究，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制度经济学等领域。近二十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和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并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其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史论》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35本重点书系之一，获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公司英文出版全球发行，2011年该书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主持编撰年度《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双创”指数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报告》（蓝皮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978—2018）”。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研究”，其成果《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一书入选2016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海外出版发行。
陶一桃教授首先类比了深圳和苏州这两座城市，从经济发展结构来讲，二者都是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城市，有很多指数很靠近，而且有一些指数，苏州排在深圳前面，不过从整体上看，深苏两市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城市。
首先，陶教授介绍了深圳创新体系的形成。两个月前，李克强总理到珠海，期间陶教授与其课题组正在做关于深圳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利用联合国已经成熟的城市创新体系的三维评价标准对深圳创新体系进行了一个模型的评判，这个评价标准被称为三位一体评价标准，即环境支撑、资源能力和绩效价值这三个合在一起的大体系。
通过这个指标体系的评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深圳创新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由创新要素禀赋决定的“塔形”的创新结构，所谓的“塔形”就是有一个宽大的“塔基”，这个“塔基”就是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和宽松的制度文化机制保障，是创新的基础。第二就是“塔身”，这个“塔身”就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主体在深圳表现为民营企业，再上面就是“塔尖”，这就是创新的方向。深圳高新技术已经成为深圳创新的主导方向，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塔形”结构的“塔尖”。
最后概括起来，就是深圳已经形成了以制度环境优化、创新要素集聚为支撑，民营企业为主体，高新技术产业为方向的“塔形”创新体系，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自发形成了制度供给、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创新绩效的SSCP的发展模式。结论为深圳是一座创新绩效型、高活动活力型、中环境支撑型、低资源消耗型，在全国具有一定领先和引领作用的创新城市。深圳能够成为在全国领先的创新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它是38年发展的结果。它得益于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得益于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相当长时期里具有先行先试的政治上的优先权，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得益于深圳毗邻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深圳如今创新城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淀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绝不是一时创新政策促成的东西。
社会上真正能用创新，并且通过创新改变世界、改变人的生活的毕竟是少数，世界只有一个马化腾，中国也只有一个马化腾，马化腾以他的发明改变了13亿人，改变了世界近70亿人的生活方式，马化腾属于深圳大学，是深圳大学的校友，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够像马化腾那样去创新。
其次，陶教授总结了深圳创新体系形成的经验,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政府的政治推动是短期内迅速形成创新制度文化氛围的主要因素，对于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中国来说，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时间内是不可或缺且有效的。先有明智的政府才会有法治宽松包容的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所以首先要求政府具有远见卓识，特别是中国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不仅仅在创新发展当中要从强权政府走向服务政府，而且还要学会从服务型政府走向授权政府，没有政府服务是不行的，政府服务过界了,社会也很难发展，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创新创造一个宽松的、自然的、有序的、法律的社会环境，政府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掌舵者，而不是划桨的。
第二，深圳90%以上的民营企业，是深圳创新的一个潜在并且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力量。民营企业家不会仅因为赚钱而创新，不会为了政策迎合、政策需要去创新，他们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去做一件事情，会及时把握市场变化的规律，巧妙地运用市场规律和政策给予的空间来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所以企业家是一个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和主体。在深圳有三个90%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90%是民营企业，研发投入90%在民营企业，专利的提供90%在民营企业，这是深圳发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深圳的政府历届都是很明智的政府，深圳发展都是从先干了再说开始，所以政府最初期对企业家没有太多的约束和管理，正是由于选择的动力和激情，所以深圳才会有华为的任正非、腾讯的马化腾。
第三，人力资本集聚的产业是创新的主战场，科技产业是构成深圳产业发展良性循环的基础。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速度是1.5%，对GDP的贡献率是在40%以上，跟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率相近，这表明在深圳，90%以上的民营企业在从事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高新技术发展的一个主体。而且深圳在创新方面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得天独厚形成了所有制造产业发展的优势，即民营企业加高新技术产业，形成这样独特的优势。
第四，从深圳的创新城市形成来讲，移民城市的特质赋予了深圳冒险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品格。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这个道理在深圳体现的非常鲜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最初移民城市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力对观念的碰撞使这个城市能够别具一格地发展起来。38年间，这个城市依然还具有特有的冒险精神和敢闯的品格，积淀了不同的文化。创新首先要源自于文化和文化的碰撞，观念和观念的碰撞，在一个封闭保守的共同体当中，是很难寻找到并产生出创新的火花和思想。硅谷是世界创新的摇篮，他们一直保持创新的品格。不同文化的碰撞，移民城市给深圳带来这样的一个先天禀赋。同时，深圳市政府一直秉承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使这个移民城市敢于冒险的品格一直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独特的品格。
最后，陶教授给出关于创新的几点思考：
第一，政府是创新的倡导者和守护者，而不是创新的主体，创新应该是政府提供制度保障的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优惠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权宜之计，特事特办的制度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成熟并且法制化的制度。长远来看，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既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又是创新和秩序发展的保障。
第二，市场是创新价值实现的检验者，具有企业家禀赋的市场中的经济人是最有活力也是具有巨大动力的创新主体。培育企业家阶层是降低交易成本、创新交易成本的最佳选择，遵循市场规律是一个创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市场需要政府，但是政府不能够替代市场，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政府要依法办事，更包括政府本身要遵守法律的约束。
第三，创新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次足以带动中国产业调整经济转型的伟大革命——转型，是中国由政治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路径。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创新为民族生命力”的这种认知与理念，培育一种正确的发展观与价值观。这种发展观和价值观不仅仅是对以往以更多财富消耗创造财富的野蛮创造观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定位，那就是创新将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创造财富的价值源泉。所以如果不能摒弃急功近利，如果不真正改变唯GDP的重点评价标准，创新就不会是一种文化，不会是一种淡定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是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只能是带着光环的浮躁。
一个民族不会由于缺少奇迹而毁灭，但会由于缺乏创造奇迹的思想而枯萎。创新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需要政策，更需要市场。创新预示着收获也包含着失败，预示着可能的收益也可能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成本。很多人收获的不是梦想成真的伟大，而是为实现梦想奋斗的历程，两者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财富。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包容失败、赞赏奋斗、崇尚精神、摒弃急功近利的社会，在享受创新中创意，在敬畏发明中创造，这是创新社会应有的品格与秩序，创新不是一夜暴富的狂热更不是投机的侥幸，而是要使更多人有尊严生活的良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