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教授在讲话伊始，先对浙江与江苏的省情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其中提到几个关键的数字：44,134,94,50,20。吴教授指出，江苏跟浙江很相似，地域面积大小接近，江苏比浙江稍微大一点，但是江苏的地理条件比浙江优越，浙江70%是山地，江苏70%是平原。44是指的全球500强中，江苏有44个，浙江也是44个；134和94指的是全国的500强民营企业当中，浙江省有194个，江苏有94个；50和20指的是500强民营企业当中，杭州有50个，苏州有20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江苏跟浙江都跑在很前面，但还是有差别的。

吴教授指出，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省市下一轮建设的关键，这个体系的建设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因此要抓住它的核心要素，即企业、学校、人才、技术、风投、政策、文化，而各要素成分的不同造就了区域创新的不同特色。

吴教授将杭州与国际上三大城市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渥太华的“加拿大北硅谷”、以色列的“硅谷第二”、韩国的“韩国硅谷”这三者与美国硅谷的差别在于，这三者都是后来兴起的创新中心，而这种后来居上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学习。

他着重强调，创客人才、创投力量、政策支持是杭州创新生态体系里面需要更加着力建设的三个方面，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非常典型的创新体系支柱，而杭州在这些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和鲜明的特色。杭州有四支主要的创新创业的队伍，被称为“新四军”，代表四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来自企业的力量阿里系，阿里在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了大量具有创新力的年轻人，阿里系的年轻人跳出来创业的比重在杭州占比非常高；第二支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浙江大学牵头，还有其他大学一起参与的浙大系，这一批队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第三支队伍是浙商新生代，即第二、第三代企业家，这一代年轻企业家资金雄厚，实力较强且各有特色；第四支队伍是海归，而中关村的海归比例更大。

此外，吴教授还强调了金融服务的重要性。金融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在于，金融能够通过帮助全社会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提升创新竞争力，从而维持生存，但是如何让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对接是个关键，其中政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引导配套支持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大量具体的措施。杭州金融服务的链条之一即：财政资助—政策担保—科技贷款—还贷周转—天使基金—引导基金—上市培育。 

吴教授还列举了其他的一些具体政策如人才政策、大学生创业政策，还有比较典型的“加减乘除”政策，即在资金扶持上做加法，税费征收上面做减法，搭建平台上做乘法，创业障碍上做除法等。

杭州的滨江区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其特点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滨江区的增长点在于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在物联网的发展当中，形成了一个由五种要素相互作用的体系。

其一是政策引导。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并于2010年开始启动，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阶段，因此不仅引领了杭州，也引领了全国的企业。

其二在于集聚发展，配套完善。促进了龙头企业的产生，尤其是海康威视、大华，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海康威视于2001年创办，由之前的小公司、十几人开始创业，逐渐发展到去年销售额达到253亿，增长迅速，其背后的发展规律值得细思。

其三是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杭州的一个创新点是“住创1215”，即“居住＋创业”融合的新型众创空间，楼上住人楼下创业，这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方式，解决了青年人创业的一系列问题，做到所谓的“零门槛、零等待、零距离”。

其四是两大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引导产业标准制定。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与中国电科集团的战略合作为契机，鼓励区内物联网相关企业、研究机构以及省内外高校积极参与，组建中国电科（杭州）物联网研发中心，抢占“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促进产业化”。二是以核心高校为龙头：组建各类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如，与中科院、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合作组建传感网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合作平台。

其五是择优发展，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新型战略产业及典型企业，对于选准的企业、产业，政府与企业敢于投入。滨江区财政年总收入100 多亿元、地方财政60多亿元，5年来，累计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达270亿元。财政投入方面有投入不一定有创新，但是没有投入就一定没有创新，财政收入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扶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用于研发，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

吴教授还进一步提到中国的企业只擅长甲方、乙方合作，缺少第三方，没有意识到第三方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而杭州第三方的创业服务体系却相当完善。良好的服务体系有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除了政府给予创业者的一系列优惠和服务外，第三方企业和组织对于创新创业活动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能降低创业者的进入门槛。而建设第三方创业服务体系是创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美国，政府积极引导商业机构和民间投资为创业者服务，构建成熟的创业生态圈，全美各地建成了不计其数的孵化器。这些孵化器不仅仅在技术和决策上对创业给予支持，更建立起了庞大的资源网络，为企业、投资人营造出了一种“共同进步”的氛围。而北京通过引导和支持社会化、市场化的新型创业服务组织发展，积极培育了创业服务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所以，要依托强势创新创业资源，给创业项目提供物理空间载体和用于信息交流、资本对接、项目扶持、市场推广的虚拟空间，整合提供融资服务、创业辅导、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杭州的众创空间名气很大，做得也非常出色，其中主要有以下6种模式：社团模式、企业模式、物业模式、政府主导模式、虚拟空间模式、俱乐部模式。

此外，吴教授指出了杭州创新创业服务方面还存在的一些缺陷，在资源统筹、政策落地、氛围打造、服务平台建设、外国专家引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有待改进。从全国范围的创新创业热度来看，居前的是北京、深圳、杭州，跟BAT所在城市契合。从创业活动来看，2015年杭州全年1650场，日均4.5场，北京日均11场，深圳日均4.6场，广州日均4场。 从公开的创业项目看，2015年杭州共计1364个，北京达到7939个，深圳2252个，广州1345个。从创投机构数量看，杭州有850家，北京有1773家，深圳达到2520家，成都有128家，武汉114家。从上述数据比较来看，杭州的创新创业虽然在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但是与北京、深圳相比，差距依然较大。

杭州发展的整体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示范、科技体制改革、互联网大众创业集聚和引领全球电子商务。杭州最近两年GDP增速开始重新回到两位数，超过了10%，主要贡献就来自于电子商务及其他相关点。

吴教授进一步强调，政府是市场环境的塑造者，也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通过对比江苏和浙江，江苏的政府比浙江调控的强度要高，从持续性看，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是自主性。

关于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吴教授指出，创新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创新建设的目标广为熟知，但是对于其所处的阶段及具体做法还知之甚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并亲自出席会议最多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的大多就是怎么做这一方面的政策，而不是讲为什么做，关键是怎样做，这才是硬道理，值得践行。

吴教授还提到李强书记对苏州提的“四问”，他表示，苏州经济体量大，要想起到引领作用，关键在于原创、品牌、包容、开放。苏州特别典型的经济结构是，外企占相当大一部分，这些外企是否能够在苏州有原创、是否能够给苏州品牌、是否能够在苏州开放包容，这就是很严峻的问题。下一轮的发展要考虑新的思路、新的道路，这并非否定以前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但是过去的支柱不代表还是未来的支柱。

最后，吴教授指出GDP与GNP的差别，并进一步解释，GDP带来了一个陷阱，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强国，并非全是GDP大于GNP的，这是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在下一轮发展当中，美国欧洲现在都很重视高端制造业，因此这些外企在苏州实现高端化的可能性较小。现在苏州面临的严峻问题是，高端产业回归到发达国家，低端产业会转移到东南亚成本更低的国家，苏州的优势就是下一轮发展的持续竞争力所在。苏州的GDP占比中40%来源于是外企，30%是民企，20%是外省的民企。浙江在全国先进经济体当中是GNP大于GDP最大的省份，在省外浙江企业投资的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浙江省的GDP，在国外和海外，浙江省有600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有160万浙商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就是一个地方的持续竞争力的体现。下一轮苏州的发展应该是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利用苏州优势，释放苏州潜能，主要可以从以下四点着手：

第一点，要全面转向对民营企业，对本土企业多多关注，帮助他们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拉美现象、东南亚危机的例子表明没有自主创新的企业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从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做法更多的转向“自下而上”，关心底层的需求。

第三点，塑造转型升级的新支柱。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对过去的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的升级版，把民生跟经济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生态系统，集聚了很多很多的资源，而且开放包容，这过程当中就需要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四点，江苏特别是苏锡常，在引进外资方面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尽管这些外资可能会迁走，但目前阶段要关注外企的溢出效应，外企并非能够带走核心人员，这些核心人员可以在江苏创业创新，给予其更好更多的创新创业的机会，这可能是江苏特别是苏州下一轮发展非常重要的、新的亮点和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