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国务院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国家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经合组织(OECD)科技与创新顾问组成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SDSN）领导委员会联合主席、联合国大学（UNU）理事会成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等。
199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其后受聘担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199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及教育政策、风险治理等，在这些领域多有著述，并于2003年及2011年曾先后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等。
薛澜教授从苏州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势、产业结构、经济外向型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分析了苏州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以匹兹堡和底特律两个城市的发展历程为借鉴，提出了他对苏州建设国际创新城市的一些思考。
薛澜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回顾人类发展历史，18世纪中叶开始，人类人均GDP有了飞跃，原因就在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提高，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有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现在来看，手机等各种工具以及基因检测技术等的发展都体现出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之首就是创新。
苏州市的创新指标在全国领先，以工业园区为代表发展迅速，就现阶段面临的挑战而言，薛澜教授指出：首先，苏州市的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规模以上的服务业排名中还是以比较传统的电信服务业等为主，真正有名的大企业目前至少还看不到。实际上，苏州第三产业规模也不小，但真正有品牌的企业，目前很难列举。中国企业年会发布的服务业五百强里面，苏州有4家企业入围，但前百强没有。其次，产业发展对外资依赖比较强，而且以加工制造为主。2014年苏州的贸易依存度为1.58，这是相当高的。一方面说明苏州跟国际联系得比较广，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然后在自主研发能力上，按照2013年国务院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预期到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5%，目前苏州只达到1%，苏州拥有较强指标的同时，但实际上研发投入只有1%，相当一部分可能不是自主的知识产权，存在内在的一些问题。
薛澜教授将苏州与其他城市进行了对比，指出苏州如果从表面来看，都遥遥领先于杭州，GDP的产值、地区的人均产值等等，但杭州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各方面资源禀赋依赖小。以杭州滨江新区为例，积极支持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研发，发挥自己种树、自己育苗的“树论”，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滨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相对来讲，苏州的外资引进在产业发展和规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未来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进一步地，薛教授就苏州转型需要考虑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城市转型方面，以匹兹堡为例，其成功从失败的钢铁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高科技城市，完成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因素：第一，社会资本极其重要，匹兹堡人均社会慈善捐助的资本是最高的，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城市面临转型危机的时候发挥巨大作用；第二，有很好的知识创新基础，匹兹堡有两所非常好的研究型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对当地的转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匹兹堡原来的经济相对来讲比较多元，钢铁工业非常强大，但其他方面也有很多比较好的基础，这一点可以帮助它推动转型。而另一个例子是转型失败的底特律，它的特点是产业结构单一，转型比较困难，它的地理位置位于五大湖畔，铁路、水运都非常发达，二十世纪50年代是发展的黄金时代，后面由于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业转型、城市治理等，最后整个城市破产，后果十分严重。
随后，薛教授进一步强调定位对于转型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城市定位出现的问题都是功能太全，都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物流中心、创新中心、产业中心、航运中心等。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这种快速的转型和当前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之间，如官员的调整、规划、政策、项目等，有着很大的对立。在区域定位上，薛教授认为，苏州需要考虑在长三角地区的定位，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国际定位。
其次，薛教授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作用，从研究创新政策角度来讲有四个方面，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生态、解决市场失灵、建设创新体系、实施创新战略等；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生态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创新需要一个公开、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其他就做不了。在推动创新、鼓励创新政策变多的同时，寻租机会也在变多，使得执行落实成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对形成一个稳定的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就会产生影响，所以如何真正创造公平的环境也非常重要。
薛教授指出，苏州在战略型新兴产业方面存在巨大潜力。中国还没有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创新优势，因此，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如果拥有创新优势，同样制造业可以生存下去，所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加上创新元素。苏州外向型经济面临着国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崛起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用创新的生态去促进产业升级，可能是苏州面临的挑战，也是未来一个重大的机遇。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是十三五期间可以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刚刚发布，实际上是战略新兴产业要在未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当中成为支柱，在这个方面苏州恰恰有很好的基础。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走规模扩张而技术不高的老路，如何增加创新元素，是一个值得思考问题。
最后，薛教授指出，下一步不管是国际经济环境的转型还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也为苏州的华丽转身提供了机遇。在下一步转型过程中，首先是能不能舍得放的问题，怎样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成为苏州市下一步的重点；其次是如何慢一点，他认为一个生态的变化要有内在的自然规律，不管是文化的积累、矛盾的暴露、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苏州转型也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可以完成的，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最后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的营造、创新系统的完善、激励机制的调整，都需要能够有真正可持续的机制，硅谷为什么长盛不衰，背后的机制和环境生态确实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