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君，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兼任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江苏省委研究室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政府与城市治理”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从事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科技创造心理学》《科学认识论史》《中国大学外部经济关系研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服务型政府研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译作有《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关于苏州创新生态系统的若干思考，王卓君教授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点是关于创新“四问”，李强书记在党代会上对苏州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创新“四问”，这“四问”就是指出了苏州在创新方面存在的不足。王卓君教授认为，“四问”的核心就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要实现前面的“三问”，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第二点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自2004年提出，主要的研究角度有三个方面，王卓君教授主要就创新主体、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创新主体是创新最重要的要素，而创新网络内的各个节点或者各个组成单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点，王卓君教授指出苏州当前的产业组织模式不利于创新。虽然苏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是非常领先的，但2014年苏州市的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7%，2015年则下降为2.66%，之所以会出现下降，是因为总量变大了，但是R&D投入没有跟进，而相比较之下，深圳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是4%，上海是3.66%。进一步地，2015年深圳全市财政科技类支出209.3亿元，苏州仅为88.3亿元，PCT国际专利申请深圳是1.33万件，而苏州仅为908件，差距甚大。苏州市的制造业规模很大，但产业创新能力不强，说明苏州在技术创新的生态位是非常低端的，是个技术消费型城市。其次，苏州的创新缺乏重大产业技术的引领者，苏州没有一项技术处于全国的领跑水平。新兴产业与国际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新型显示技术与国际水平相差6年，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虽然是苏州今年发展的重点产业，但仍与国际先进领先水平相差7.6年。此外，苏州具备产业颠覆能力的企业相对偏少。新三板企业数量和平均资产总值与其他一些创新能力强的城市相比都有差距。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共有229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其中有33家在中国，北京16家，上海8家，但苏州一家都没有。
究其原因，王卓君教授认为，苏州的辉煌主要得益于全球产业链的梯度转移，苏州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福特制的大批量生产模式，是一种标准化、大批量、大众化、同质化的思维。而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是小众化、个性化、多元化和差异化，应当从过去发展订单经济转变为现在定制经济的发展。其次，苏州采取后发优势战略，导致在技术上主要靠引进，投入的主要是低级的一般的生产要素，需求上依靠外需拉动，用低成本要素而非依靠生产率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此外，纵向的垂直产业链也不利于创新发展，不利于知识、数据、信息等在产业内部的流动。还有就是主流经济模式的缺陷主要就在于将各个要素之间隔开，导致交流不充分、互动不积极。
第四点，王卓君教授认为建立双面市场是苏州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突破口。传统的价值链商业模式中，上游、下游、终端非常清晰，而现在的产业模式中，企业应该不再仅仅承接上游和传向下游，要上下游全面兼顾，成为双面市场。苏州产业结构具有典型垂直的“价值链”模式，是单面的，在信息化时代，企业如何链接消费者，同时，与供应商、分包商形成一个互动的系统这将是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硅谷就是典型的双面市场和区域创新平台，成为了各种创新要素或者各种产业要素能够相互互动的环境。美国对硅谷的研究是非常多的，特别把硅谷作为开放型的网络型产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逐渐发展、逐渐更新的创新生态系统。过去传统的波士顿地区的128公路则逐渐衰退，这个逐渐衰退是因为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垂直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此外，以深圳华为为例，华为公司不仅仅是华为，而是华为系，深圳有2000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分工合作，形成了手机的生产网络。王卓君教授又以两个典型地区台湾新竹和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例进行了说明。2004年，台湾新竹发展出现停滞，主要原因就是其纵向的产业链模式。而班加罗尔现在风头正劲，它就突破了以产品为中心的产品制造思维，而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形成了基于区域特征的创新体系。王卓君教授还列举了苏州一些成功的案例，如：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纳米产业园以及吴中区的盖睿和科沃斯等企业，他们就建立了网络式的产业组织，提高了企业的创新力。
第五点，王卓君教授提出了一些苏州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双力驱动”，一个是核心企业，企业要用两面市场的方式和形态来构建由基于企业、供应商、分包商、消费者的创新体系；一个是政府，政府要对创新环境不断改善和营造，这方面苏州政府做的相当好。第二是以双面市场模式，内外结合，全面改造传统的垂直型产业链，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的包括供应商、分包商、消费者良性互动的网络型的产业组织新形式,特别是在一些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比如生物医药和纳米等产业中培育双面市场型的网络型的企业组织。第三是积极建设双面市场的基础上，围绕企业网络型的创新体系，加快推进产学研紧密联盟，重视发挥本土大学在苏州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人才、文化、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实施相应政策举措来集聚创新要素，提高创新浓度。第四是调整完善苏州目前实行的创新评价体系，避免在创新领域各个板块之间的同质化恶性竞争，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形成数个战略性的创新极，以创新极推进创新要素的高浓度高密度的集聚，推动形成若干具有全球性创新影响力的产业集群。第五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强烈推动下，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政府的制度变革，加快培育苏州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的要求是必须拥有处于不断创新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并具有两面市场网络型的产业组织新形式。第六是创新引领下，苏州发展第三波模式，要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模式，通过创新引领真正成为“中国创造”，形成技术创新高地，由此实现在世界上的技术领跑，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再到“世界制造”的大提升，形成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