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国家逻辑

政治学是在国家范畴内的公共秩序与利益之学，关涉众人福祉。犹如“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一样，在世界历史正由“世界走向中国”逐步转向“中国走向世界”这一“中国时刻”，在国家逻辑中省思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是对中国政治实践进行“思想解码”，并对其何以导向“世界精神”的一种文化努力。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文明现象，新时代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是国家治理实践的文化和文明反应，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现代国家理性精神的获得、展演、调适和优化的过程。

1、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理论旨向

知识生产，本质上是以模块化、系统化和高度理性化的学科、学术和话语等形态输出精神产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文化演进和权力结构塑造的核心机制，体现特定阶段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水平。

当知识生产成为一个时代的重大议题，政治学的发展便迎来了发展的挑战和契机。党领导国家的发展历程，是革命建国、建设兴国、改革富国和创新强国的历史进步进程。这一系列进阶背后共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学原理，即组织化。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组织起来。可以讲，在党领导下的组织化方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式和前进动力。组织化的红利，一直以来引领和塑造着新中国的历史性政治变迁和文明进步。

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成为新的历史任务。议题的重要性与过程的复杂性，对既有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诸多挑战。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政治发展的组织化方式，当然包括组织化的政治学知识生产方式，也深受影响。再组织化的政治学重构与重建，便成为至关重要的重大理论问题。基于实践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更趋理性务实，对于新形态和新质态的秩序渴求也不断攀升；因应理论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焦虑，会让思维方式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证成变得愈发迫切。

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是指以中国为对象和方法，面对时代政治议题和政治发展需要，以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活动、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实践为基本内容，以政治学新知识结构和知识范式构建的方式，来建构中国人的政治“意义世界”、国家图景和世界愿景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这从根本上讲，是中华政治文明在新际遇下的新发展、新表达和新证成，因而是一种基于国家逻辑的政治文化创新行为。

2、创造性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生产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诚斯言也，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叙事，经历了从国家建立、国家建设到国家治理的历史嬗变。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政治学的服务指向是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知识生产内容从革命性话语的移植性学习不断转向在地化的发展。又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建设政治学围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展开国家建设理论的借鉴性学习与初步的自主化知识生产。再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政治学持续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供给知识，知识生产更多地呈现出基于内生性而展开自主转译性学习的特征。而今，进入新时代，创新政治学聚焦历史任务，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在更为自觉、也更加理性的文化文明赓续创新的层次上，深刻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理性与政治发展，从而发展出基于自身主体性的文明自觉来创造性和创新性地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生产。这些演进，体现出了党领导国家治理在知识生产上的组织化发展变迁，具有契合新的社会实践结构的现代性特征和文明性内涵。

第一，生产主体与自觉性程度。知识生产不会自动发生，而是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状况。纵向地看，党领导人民建立和治理国家，是人民主体性的实践获得和发展实现过程。这为实现人民性即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共和国的政治框架、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政治学知识生产获得人民主体性，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核心价值旨归。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中国，从中国之治出发，来系统化、深层次地探寻“中国之理”，便显得越发重要，也更趋主动。这是一种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历史自觉，或曰历史主动性。

第二，生产过程与开放性程度。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别以革命方式鼎定国家政权、以国家规划促进国家建设、以市场化方式夯实国家物质根基，以及以再组织化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时空的转移接续中，实现了对现代国家理性精神的实践支撑和学理涵养，融汇了来自社会民众的价值共识和行动支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治理主题转变，背后所潜默的政治学知识是强国富民意识的实践化。从“国家叙事”向“生活政治”更替，也意味着更开放与可参与性持续攀升的国家治理进步。

第三，生产内容与多样性程度。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系统性研究解释政治现象、指导政治实践并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学的时代书写，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变迁。在此过程中，显在的知识是经由实践形成并检验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促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基础制度发展的基础上，这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成为指引国家发展和关照日常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第四，生产资源与整合性程度。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是基于前人和当代政治生活经验在内的人的生存事实相关联的思维活动，即政治意义结构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引下，传统优秀文化的知识资源和与现实发展关联的实践资源，为知识生产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奠定了基础。在一个越发开放的时代，受到中国传统、外在世界和当下问题等诸多因素的缠绕和刻画，根植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会遭遇历史意识与现实问题、普遍性与独特性的持续张力。

第五，生产质量与有效性程度。政治学知识生产力，需要关注是否具有扎根性的原创性概念和核心原理，学科化、学术化的话语能力和传播价值；以及是否具有解释力和政治实践的发展力，能否塑造政治生活的理性和韧性，对政治实践具有基础性的捍卫和修复能力。对政治价值系统的塑造和阐释力、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指引和型构力，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力，代表着这一生产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意味着对于国民政治社会化的政治认同和代际塑造力，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心理和社会基础。

3、形成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恩格斯曾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亦应是如此，需要尊重历史与现实，做到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基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形成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其一，恪守人民主体性。人民共和国具有国家和人民的通约性，共享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政治学知识的人民生产以及知识体系的人民建构，以建设“强大国家”和“美好社会”为中轴，运行人民逻辑。知识体系的人民书写，即以人民为中心，以主体性的知识原理与原创性的知识范式，来阐释中国政治文明在“历史—现实—未来”惯序维度上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其二，坚持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坚持“两个结合”，围绕“中国”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核心论域和知识符号体系展开，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中国政治发展积攒“纯粹的力量”和经世致用的知识养分。

其三，聚焦重点论域。一是价值生产。从人的社会性出发，确立政治知识价值、丈量政治知识伦理、优化政治知识结构、革新政治知识范式和发展政治知识能力。二是共享生产。知识即权力，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个社会持续的重大公共选择。知识生产既是认知进步的阶梯，也是权力博弈的场域。发展完善政治知识生产的民主体制，以数字化重构知识生产，引导社会有序参与，形成精神财富的共创共享。三是贯序生产，将百姓生活充分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逻辑之中，以形成服务于民众美好生活的政治知识基础。

其四，注重根植性运用。批判反思资本逻辑主导下围绕高度原子化个人所展开的政治知识生产，阐发以人本为核心的新知识体系和治理体系。以中国性表达普遍性的方式，生产出为实践所检验、被世界所认同和自觉使用的政治学命题、原理、推论、公式、符号，在逻辑世界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双重检验和发展。循此，融汇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完善贯通政治生活与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融通机制，以形成政治实践服务力。

其五，凸显文明服务力。政治学是“理解与改善人类共同生活”的智慧之源。扎根中国大地，发展出中国解释世界、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服务世界的政治世界观、实践观和方法论，是中国政治学的重大使命。作为开放性的高级精神创造，需要超越仅对“历史叙事”和“当下故事”讲述的局限，充分体现其重要的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价值，促进人类政治文明互鉴进步。

作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时代篇章中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不仅仅在思想观念、理论形态、国家治理等方面塑造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它内在地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然内容与政治价值，从而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更具包容性和引领力的政治思维和文化融泽世界，创造了新的契机并昭示着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