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科学把脉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方位、新内涵与新使命，深刻阐释苏州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中的新角色、新动能与新担当，东吴智库于2025年12月以“展望‘十五五’：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与苏州担当”为主题，举办了第六届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度研讨。专家们从都市圈空间组织、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资本招商、长三角一体化深化路径、以人为本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战略叠加下的园区治理等多个维度和前沿视角，深入剖析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挑战与机遇，提出了一些前瞻性思路和政策性建议。
本期推出安徽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原副会长、安徽省“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韦伟教授的观点，他以“‘十五五’长三角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思考”为主题，从三个方面分享见解。现将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十五五”长三角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思考
-韦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垒台、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也是外部环境深刻演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五年。2024年，长三角地区GDP总量达33.2万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研发经费、发明专利、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均超三成，但仍缺如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科技巨头。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汇期，将区域总量优势转化为原创优势，成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议题。
一、准确把握“十五五”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阶段，既需弥补“十四五”期间部分发展短板，也要完成本阶段目标、衔接长期愿景，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挑战具有内外双重维度：外部层面，中美、中欧等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加剧，国际经贸秩序动荡冲击发展环境；内部层面，进出口波动、投资边际效用递减以及消费卡点未破，导致传统“三驾马车”拉动效应减弱。同时，还需化解房地产、地方债等存量风险，应对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新型风险。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也带来机遇，其影响覆盖技术、模式、产业全维度，将驱动经济社会深度变革，为长三角实现创新突破提供关键窗口。
二、不同的开放路径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与科创资源集聚高地：2024年GDP占全国24.6%，聚集全国17%高校、1/4“双一流”高校，研发经费、发明专利等科创指标占比超30%。然而，长三角尚未培育出国际顶尖科技企业，根源在于其开放路径形成的依赖模式
长三角尤其是沪苏浙地区，长期以来走的是以市场换外资、换技术的引进式发展道路。通过大规模承接海外产业转移，移植发达国家成套技术装备、管理模式等，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例如，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1630亿美元，实际运营的外资企业数量已超1.8万家，吸引175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486个项目。这条引进之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企业生产力，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差距，极大地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社会压力，但也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外资母公司，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动力逐渐弱化。
相比之下，珠三角则走的是从“三来一补”向“模仿—追赶—超越”的逆向创新路径。企业在模仿积累到一定阶段后，逐步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超越，形成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在此过程中，深圳等地逐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本土经济成为主导，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两种路径各具特色，共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显著提升了全国劳动生产率，增强了国家经济、科技与综合国力。但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需加快摆脱原有路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大幅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
三、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
长三角科创资源丰富，但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存在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这一“创新孤岛”现象根源是行政区经济与一体化的矛盾，即“大锅饭”和“搭便车”问题突出，而制度创新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
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引导、统筹协调与制度保障方面的功能，打破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推动市场主体基于效率原则在区域内优化布局，形成分工合理、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格局。
在市场层面，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依托其市场敏感性和竞争导向，打破行政边界，以市场竞争倒逼技术突破与制度变革。在政府层面，需加强顶层设计与方向引导，可探索建立由“产业界、科教界、政府”共同参与的区域协同创新决策机制，确保研发贴近产业需求。在机制层面，应预先研判重大合作项目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建立透明规范的知识产权与成果共享制度。在改革层面，需调整区域发展思路、工作机制与考核体系，完善中央与地方财税分配政策，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