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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 | 周永博、吴新星:触摸运河千年文脉,续写精彩时代故事
发布时间2023-09-26

【编者按】9月18日,“运泽福地·文兴吴门”运河文化高峰论坛暨“融入式协商·品运河文化 论新城发展”活动在苏州市石湖景区七星伴月会议中心举行,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周永博、吴新星出席活动,就“大运河非遗文化传承路径探索”、“提炼大运河文化‘DNA’赋能基层治理”等方面,为大运河吴门桥段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将专家观点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三个流动性”是大运河非遗文化传承的基本逻辑

周永博

大运河作为一个流动的文化载体,这种流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层面的流动性是流动的人群,现在社会以人的自由流动为特征,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给人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很多的机遇和窗口。国内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在今年夏天得到了极大的激发,给很多城市创造了很多商业机遇,这种流动性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活力。

实际上,大运河沿线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场馆、城市场景和旅游产品完善以后,服务的不仅是市民、游客,也决定着苏州这座城市未来能不能吸引有文化创意的年轻人,成为新的人口增量的载体之一。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一些非遗文化的传承,时刻关注这几类流动人群的审美和消费需求,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相关产品。

第二个层面的流动性是流动的风景。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公园沿线的景观呈条带状分布,和其他中心地级市不一样。在非遗题材的利用和非遗文化的传承当中,基层政府要特别尊重这种特殊的地理空间,要在大运河的主题之下结合地方资源,建立一些更加丰富的主题线路。

如果去看“90后”和“00后”的文化品位、文化需求的话,会发现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所谓传统中国历史文化,他们都是人物粉、年代粉甚至是年份粉,他们往往只是粉历史当中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个年代,甚至只粉一个朝代当中的一年。基层政府在打造文化产品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做一个面面俱到的东西,我们要一炮而红,那就要把文化题材一针见血地做出来,进而带动大众市场。

第三个层面的流动就是我们要致力于培育流动的文化。流动的文化是城市活力的主要来源,也是提振城市消费的重要催化剂,和国内的成都、长沙这样的城市相比,苏州的城市生活方式比较矜持、安逸,这已经影响到了城市对于游客和青年群体等高素质新人口的吸引力,我们应该重视这个趋势,要把古城大运河文旅空间变成一批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培养一批夜间文旅消费群体,塑造出一种从“夜泊苏州”而来,但是超越“夜泊苏州”的独特的苏式夜间生活方式,能够为城市空间当中流动的文化培育提供更好的发展土壤。

从关注流动的人群到打造流动的风景,再到培育流动的文化,实际上是大运河非遗文化传承的现实背景和基本逻辑。


(作者周永博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运河文化沁润基层治理现代化走在前

吴新星

运河文化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叙事,更是一种丰沛的治理资源。运河文化是重要的民情文化根基,有助于韧化基层治理的制度和技术刚性,以更深入民心、更促进民享的方式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运河文化是重要的公共精神内核,丰富了基层治理的文化线索。大运河勾连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统一、秩序、交流、开放、奋斗的精神,形成了具有高度统合性的国家文化和特色化的地方文化。近年来,各地以基层党建为内核,积极挖掘运河文化中的技术、制度、社会、生态要素,打造新时代运河文化党建品牌,在基层治理中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运河文化是重要的基层公共领域,拓展了基层治理的文化空间。融合有序的公共交往是促进基层善治的重要方式。以京杭大运河为阵地,近年来苏州各地营造了大量运河文化景观。如姑苏区吴门桥街道的“吴门风雅颂”三条城市漫步线路,涵盖了大运河周边的历史建筑、文化景点以及文创产业,为基层群众提供了公共休闲、协商、交往的公共空间,实现了空间正义与善治正义的融合。

运河文化是重要的公共交往叙事,积淀了基层治理的民情归属。“我家住在运河边”是运河沿岸群众的美好乡愁。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这种乡愁曾一度被现代化的商业住宅区、工业区所割裂,同时也撕裂了基层社会的民情基础。通过运河文化遗存更新、叙事回溯、活化传承,“我家住在运河边”的共同体意识被激活,基层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治理创新的融合。

在新的发展阶段,苏州应持续挖掘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基因,在基层治理中把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更好,以运河文化沁润基层民情,以运河文化赋能基层善治,实现社会民生与基层善治互促互进。


(作者吴新星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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