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洪

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是面向新发展阶段、新社会实践结构和新发展愿景的新理论。作为兼具重大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战略性的治国理政理念，绿色发展是正逐步从思想理念向实践战略、政策体系快速转变，成为导向中国绿色经济社会的新范式。它内生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时代需要，有着深刻的发生学和生动的运筹学原理。为此，本文尝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体系、重大价值和制度路径，进而揭示其对于推进绿色经济社会建设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范式需要与理论供给

直观地看，绿色发展是一个环境、生态问题，深层次地讲，它却是一个关系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资源、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绩效等多维度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就是以绿色为导向的绿色经济社会新范式。

首先，绿色经济社会的发展，首要是思维方式绿色化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三五”胜利收官、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大体上解决好了贫困治理，治理的重心转向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要有效化解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需要有发展思路的战略转型。其中，关键的是要解决非均衡现代化向均衡的现代化方向转变，从基于历史条件约束下的经济中心向新发展形态下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多维度兼顾转变，从物质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思维方式的立足点和着力点，需要从较多地发展速度强调向发展质量转变，形成导向绿色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思维导引和规约。

其次，绿色经济社会的发展，核心的是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发展。传统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发展粗放、自然承载不足趋势下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传统的发展，总体上是高资源损耗、高环境污染和低生态效益的，这样的发展已然难以为继。作为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整体性反思与战略性调整，“绿色主义”的提出，就是要面向上述问题，从国家宏观层面着眼于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方式的战略转型，解决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生产流程、工艺技术以及发展评价等一系列复杂困扰问题，更加妥善地调处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成本与收益、效率与效益等关系问题。

再次，绿色经济社会的发展，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发展。从物质短缺到物质充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要形成普遍且自觉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观念，以环保理念促进资源循环，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平衡，却依然任重道远。增殖至上的资本逻辑、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的障碍。生产方式绿色化，需要整个社会在尊重自然、珍惜生命基础上，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之中，极为重要的是如何调节与既有生产模式相匹配的环境不友好、生态不文明的粗放型消费，引导自然、环保、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大众化的主流选择。

最后，绿色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质上讲是生态是国家治理现代的绿色化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现代化的综合现代化。从既往追赶型、跨越式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对效率、秩序的高度强调，转向基于较雄厚物质基础之上更多关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实现，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使命和新选择。从效率范式向正义范式的新聚焦和新努力，国家治理需要深度地扎根于社会实践结构的新转变，以充分实现良性的现代性和赢取绿色导向的后现代性。

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需要新范式。源于党和国家对生态风险之根源、全民环保意识觉醒、社会发展转型升级以及国际竞争战略选择的科学把握，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新发展范式应运而生。“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致力于寻求构建一种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新交互机制，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稳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社会，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新的历史任务、去开拓实现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图景。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发展，根本上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路上的新需要，而包括绿色发展理念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则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供给。因此，绿色发展理念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规制与后现代性建构之深度融合，它意味着国家治理理念系统的前瞻性调整和战略性转型。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体系及整体特点

作为对何谓绿色发展、怎样实现绿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一，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理念范式和内涵体系。

第一，理论属性——绿色发展是政治问题。早在2013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些论述从政治的高度阐述构建绿色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要求和重大意义。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在这“四个一”的强调中，绿色发展理念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实践方向和策略任务紧密相联，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政治方向理论。

第二，目标取向——走向高质量的人民之治。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后续，他又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环境就是民生、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理念。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人民“绿色”需求与民生为先。通过绿色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绿色公共产品、更全面充分地保障和发展民众的环境权益，这既是美好生活的有机构成，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可持续保障。只有能够既保障当下、更能够确保国家永续发展的体制和模式，才是民族之幸，亦是民生之幸。从本根上讲，以绿色发展旨在促进个体权益与民族利益相融、近期增长与远期发展相洽、国家强盛与民生幸福相伴的国家治理，是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人民治理，即绿色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第三，战略设计——以生态文明赓续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明确地将生态与生态文明、与国家未来联系起来，清晰呈现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文明视角。“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这样的论述，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以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大文明协同发展，实现中国之治的总体布局；二是摆脱粗线条发展方式、实施绿色发展是丰富和实现中国文明发展的未来之路，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亦是中华文明的未来。

第四，根本命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开启了绿色发展新时代。“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他引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典籍，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提出：一则当人类合理利用、有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二则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三则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交互，需要尊重“生命共同体”规律，否则物极必反。那种过度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主义，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发展模式”。不可极化人欲而忘却承载与可持续循环。这方面，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的警告，犹言在耳；四则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一生命共同体，其共生的基础是共识、共情、共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关系构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绿色发展的实践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合相生的自然观、生态观、伦理观和实践观，又将工业化发展与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社会、个人等关系维度纳入其中，形成了对人与自然的新认识和新判断，从而为促进国家治理的绿色化战略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第五，核心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调整。绿色发展关键要实现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消解与对绿色导向经济增长方式的塑造，出路在于调处好经济与生态之间的深层关系。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要论断，指出“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重大原则”。在进一步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对发展理念的绿色化转变进行了辩证分析，即我们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阶段：第一阶段，只追求金山银山，不考虑或很少考虑自然环境因素；第二阶段，人们意识到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开始保护绿水青山；第三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意识到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生态优势可以变成经济优势。在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为明晰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解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可见，“两山论”理论在本质上就是新的生产力观、新的生产方式观、新的发展模式观和新的政绩观，依靠创新驱动来推进绿色发展、创造绿色GDP，其要义在于妥善解决经济发展质量、自然可承载性与发展绩效绿色化的联动优化问题，从而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循序“着绿”，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为此，需要破除一系列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深入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构建创新型国家。

第六，方式优化——基于系统论的“生命共同体”论。着眼于发展的基础，需要以绿色发展构筑起“生命共同体”。这广泛涉及到思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方式实现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两山论”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生命共同体论”，即“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他指出，生命共同体强调的是大自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主宰自然。为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将增强环保与绿色发展融入到思维和生命的本能意识之中。这就要求，“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生命共同体论，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去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论的特点，为一体化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开展综合治理，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

第七，法治升级——实施最严格最严密的绿色法治。绿色发展，制度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为此，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在他看来，“要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制度的刚性和权威必须牢固树立起来，“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这里面，两个层次的问题值得强调：一是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建设，涉及规划与管理、服务等具体内容，引导日常的绿色实践；二是绿色发展的责任体系，包括干部的责权利，生态文明的领导干部责任制和问责体系。

第八，文化重塑——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化。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它广泛涉及国家政府、市场主体、社会成员的文化思维、文化战略、文化政策与文化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追根溯源就是生态文化的缺失”。绿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弘扬的是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和文明发展的价值理念。一方面，要承继邓小平“发展和环境协调”、江泽民“可持续发展”以及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等生态执政理念，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来予以把握，是绿色文化普及化重构与重塑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敬畏自然、顺天应时的优秀文化因子和伦理养分，让其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格局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在工业化快速推进和后工业化旋即来临的大转型年代，改造既有围绕效率导向、支撑大工业发展的文化阐释系统和文化意义系统，逐步转向经济效率与绿色公平兼顾发展模式的指导理念、实践体制和绩效评价。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生态和解、欲望约束、发展调节、模式转型与焦虑释放，亟需绿色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从而让绿色发展的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全社会治理发展的自觉与自律。

第九，评价重构——导引新发展格局的绿色绩效。无论是前述的“绿色政治”论，还是“绿色公共产品”论、“两山理论”、“绿色生产力论”、“普惠民生福祉”论，抑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生命共同体”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创造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国家治理绿色绩效。这至少涉及三方面的努力：一是以生态文明的方式，进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推进生态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促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成美丽中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三是以推动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任用导向的绿色化方式，全面推进和落实绿色发展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这是针对扭曲的生产力观和政绩观所做出的新思考和新发展。

第十，国际视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绿色责任。绿色发展需要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但面对全球既有模式遗留下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面对这些挑战，既需要全球发展理念的绿色化，更需要面向绿色化的全球合作。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共同面对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修复，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领域内，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意识和合作行为都至关重要。“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参与全球合作治理、绿色治理，为世界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区别于以绿色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浅绿”、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力的“深绿”和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绿”理论或运动，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新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特点：一是人民性。从经济中心的发展主义向注重以环境友好、生态优良为底色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变，以强化民众的生态权益和发展获得感，更加体现出发展的人民性，具有更为深刻透彻的人本主义内涵和意蕴。二是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绿色公共产品”论为生产力的理解和实践增添了绿色维度，体现出发展的文明转向；“两山理论”将发展方式的转变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出现，把发展方式转变、自然承载与生态建设勾连起来，清晰地呈现出发展的朴素辩证法。三是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包含着从政治价值、目标取向、核心命题以及实践路径等多方面的内涵，是一个完整的治国理政思维链和逻辑链，具有理念的完整性、治理的整合性和实施的系统性。四是共享性。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发展和发展成果共享一道，共同构成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理论。作为新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对于引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绿色化与文明化，具有普遍的规引价值。五是实践性。走进新时代，回应发展的文明逻辑，绿色发展理念所指向的生态资源价值观、节约型经济价值观、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的价值观等，构成美丽中国建设政策实践系统中的核心价值，具有极强实践引导力。

三、绿色发展理念的三重逻辑及价值辨识

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在深入把握世情、党情、国情、民情基础上，凝聚集体智慧发展出来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什么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绿色发展以及怎样实现绿色发展的重大问题，内含着多重逻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其一，绿色发展理念的文化-文明逻辑。绿色发展，首要意味着对传统的非绿色发展的反思和超越。要规避不断累积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宿弊，首当其冲需要从发展文化、发展思维上进行“纠偏”和“救济”，发展出具有环境友好度和生态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绿色发展的文化视域，需要将人们从物欲与物本中解放出来，理性、适度、科学而温和地实现发展。不仅如此，扎根于绿色的发展，于国于民，都是关系民族兴盛、文明赓续的永续发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经常提及的在绿色发展问题上“算大账”、“算长期账”。绿色发展的文明视野，就是这种发展具有对所处内外自然、人文、社会和国际环境的根植性、共生性和抗逆力，具有持续消解“耗竭式”增长、“自反式”发展、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小圈子式”发展的能力和素质，在更为开阔的思维格局和理念格局中开掘新途。作为一种文明而存在中国治理，其发展更加需要在有深度绿色文化浸染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和发展绩效中得以繁荣自身并光耀世界。故而，文化-文明逻辑中的绿色发展，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生活日常乃至国际交往，都是一种文化理念与文明模式系统化的深度再造。

其二，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实践逻辑。理论上看，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绿色发展理念，从政治的高度、文明的角度、人民的立场、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国际合作的视野出发，提出诸如“绿色公共产品”、“绿色生产力”、“两山理论”、“生命共同体”等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执政践履中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尤其是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赋予生态环境具有生产力本质属性的论述，具有重构人与自然关系、重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生产体制、管理服务体制和绩效评价体制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价值。基于实践，绿色发展，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对涉及生产生活方式内含诸关系的深层次调整和优化。宏观地讲，既包括人与自然、政府与市场、人与人关系调整，又涉及到对国家之间、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调整；中微观而论，既包括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三生”关系调整，还是涉及到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三方式”的关系调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理论上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实践上能够为深度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一致兼容性等复杂问题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支持，是理论创新范式与实践行动范式生动结合的典范。

其三，绿色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后现代化逻辑。以现代化为视野，始终都需审慎面对大工业进程中的理念体系、组织构架和行动方案。这之中，效率逐求的现代化在带来极大物质丰腴的同时，无法深层次和系统性地解决增长后遗症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侵损等“长尾效应”。客观地讲，现代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为透彻的革新，使得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持续地更新，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成绩，而且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仍在高速推进之中。对此，进入新时代，或曰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现代化范式依旧极其重要。为此，如何获取良性的现代性、规避甚至祛除恶性的现代性，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与此同时，有更好的绿色公共产品、以绿色生产力来推进现代化的完成，就需要发展出后现代的后物质主义、生态人本主义。但是，妥善调处好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张力，把张力所提供的问题窗口转变和设置成为创新发展的动力，就不仅仅需要有系统性的革新和改造，既要有衔接、更要有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贯通现代化与后现代化逻辑的粘合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国理政稳健发展提供战略思想指引和价值支撑。

四、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有着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是导引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现代化的经典理论，是以西方现代化发展实践为经验参照，论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转型思想。围绕西方现代化实践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关注到了这种发展转型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变发展，有其合理养分和实践价值。但是，其词典序列式发展的展开顺序和展演逻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场域，从建国初年至今，从非均衡的现代化战略演进至再平衡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由自身场域内生需要所衍生出来的治理变革，已然不再简单地是西方自然演进式的使命要求和治理题域，而是一种多题域叠加式的现代化，有着深刻的自主性要求。进入新时代，整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特性之一。因此，走出“现代化的西方陷阱”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迈入全面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必须，为此寻求符合中国社会内生逻辑和规定性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正如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关照的绝非仅仅局限在字面层面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而是广泛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念厘定、战略选择、模式创新和政策系统优化等方方面面。与其说绿色发展理念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灌注绿色的意识和行动，毋宁说是该理念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身系统化的“着绿”，它是一种“绿色现代化”的方向新选择，所致力于的标的是全面面向绿色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二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旨在追求“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对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基础上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分析，形成了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与生态理论进行有机结合的丰富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尤其是生态循环理论为基础，并将其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新境界。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新和突破性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战略，是一个观点明确、内涵丰富、逻辑整严的理念体系。譬如，绿色发展是“很大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如同“眼睛”和“生命”、绿色发展构筑起“生命共同体”等观点，极具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为生态治理提供了进阶式的国家治理方案。从其理念形成过程早期所关注到的环境保护，逐步演进至生态文明、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及至到将生态文明列入到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并行的“五位一体”国家治理总体格局之中，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和设计发展的绿色化和生态化问题，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实践力量和普遍价值。

三是发展了中国面向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观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相结合，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理论的新飞跃。譬如，习近平总书记遵循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使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在绿色发展理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生态、增长与发展、效率与公平、当前与长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涉及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把包括绿色发展理念在内的五大理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范畴，深度阐释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绿色内涵、人本价值和可持续发展外延，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对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生产方式的集约化、绿色化和生态化发展，做出了深刻论述。通过强调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为创新发展为主轴的绿色集约式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是供给了全球环境治理和合作发展的新机制。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导致的全球性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气候变化异常等棘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率先从自身的理念系统、战略系统、政策系统、行动系统和评价系统出发，全面绿色化转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基于对生态与发展深刻理解所提出的“生命共同体”说，主张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来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为活跃市场，自身的生态环保探索与发展转型努力，本身就是对世界绿色发展的重大参与和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并主动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中国作为。绿色发展理念正显著改变着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从全球视野、可持续眼光看待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发展，会带来对经济与环境兼容性问题更高质量的治理，同时也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新方案。守护美丽地球村，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正在为提升全球合作化治理注入全新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五、绿色发展理念的制度路径及协同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理念是指导实践、促进发展转型的强大理论武器。理论的力量在于实践。如何让绿色发展从理念转变成为现实，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概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理念的制度路径包括：

第一，在领导力量上，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实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现代化，首要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则，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党的领导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二则，实现绿色发展是涉及治国理政重大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持续优化转变的系统工程，要通过党全面领导制度的高质量运转来予以保证。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美丽中国，不仅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绿色转型，还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制度体制等深刻转变，是一场革命性变革。要实现这样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必然要依靠党这一领导核心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社会构建提供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第二，在体制创新上，以构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环境友好、生态绿色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格局不会自动形成，需要有系统的制度构建、制度完善、制度支撑和制度协同来循序达成。为此，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加快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对于显著提升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确保到2035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格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最终服务于到本世纪中叶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第三，在机制更新上，以一系列制度规范来具体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列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细化到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日渐强化。具体的规章制度表现为，2014年4月通过《环保法修订案》到《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再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稳步推进，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1月启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则进一步了以“最严密的法治”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步伐。2021年3月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则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题，提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之中，诸如进一步强调构建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推进环境监测监察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生态文明试验区创建、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鼓励采用绿色技术和绿色工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社会提供技术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机制越发成型、成熟。

第四，在联动协同上，以全要素全过程全天候为要求组织实施绿色发展理念。一方面，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另一方面，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地保护范围及功能分区，加快整合归并优化各类保护地，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一方面，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水系源头地区、自然保护地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受益地区和保护地区、流域上下游通过资金补偿、产业扶持等多种形式开展横向生态补偿；另一方面，坚持源头防治、综合施策，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一方面，构建集污水、垃圾、固废、危废等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另一方面，建立健全重点风险源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严密防控环境风险。一方面，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建立全空域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等，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概之，加快构建党的全面领导、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积极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和行动机制，对于绿色发展的循序实现至关重要。

第五，在治理评价上，围绕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从理念转变成为实践效益，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深度的体制构建、机制支撑、资源整合才能最后达成预期。但是，这样的转型面临认知的、体制机制的、行动的和利益的种种约束和限制。要实现对这些“壁垒”的有效突破，既有赖于持之以恒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又需要做反向的绩效引导和考核“倒逼”。所谓绩效引导，指的是政绩观念和政绩文化的绿色化，让绿色、集约、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地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这需要有制度规则如法律法规的优良设置和普遍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所谓考核倒逼，就是要各级领导干部深学笃用、用好辩证法、创新手段和守住底线，既要“从灵魂深处确立对新发展理念的自觉和自信”，又要破除“为官不为”，全面提升执行力。通过设置诸如环境保护督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以制度导引行动、规范行为、塑造绿色业绩，以逐步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内涵。

总之，作为一种融合自然发展、社会发展、人自身发展的三维整合发展观，它将生态思维与整体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和共享思维，有机融入到协同推进绿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谋划之中，充分彰显出其人本化和科学化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实践价值。作为新时代面向绿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必将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黄建洪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