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日报》专访我校方世南教授:生态文明再拓苏州发展新路

日期:2013-4-18 3:01:59 人气:47

编者按:改善生态环境,为人类创造美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已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苏州日报》就生态文明与苏州发展等问题专访了我校东吴智库专家方世南教授。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生态矛盾

———掠夺式发展自酿恶果

苏周刊:改善生态环境,为人类创造美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已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您是研究这一课题的专家,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方世南:从哲学意义上,我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生态矛盾的概念。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可持续、和谐发展道路为着眼点。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以为然,把宇宙看得无限大,把大海看得无限宽,把资源看得无限多,无限制地掠夺和排污,谁都没想到积少成多,到了现在不可收拾的地步。许多地方的天空受雾霾和沙尘污染,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了。上个月,苏州有几天的天气变化异常,连续三四天气温如过山车般变化,有人戏称,云南是“四季如春”,苏州是“春如四季”。

这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发展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出现生态矛盾不断凸显的的严峻问题。

苏周刊:生态矛盾的加剧,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如果长期以往,不加遏制,会有什么更为严重的后果呢?

方世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还与持相反观点者辩论过。他们认为就是要先污染后治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没有本钱治理,治理污染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先前赚的还多。1978年,我去无锡太湖鼋头渚,当时的水很清,到了上世纪90年代,水已经很浑浊了。为治理太湖,1999年,无锡搞“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当时日本专家称,太湖的水要治理好,至少要花2000亿元人民币。后来太湖蓝藻爆发,日本专家说,要把太湖水治好,则要花5000亿元。但欧美国家的专家认为,即使投入5000亿元,也未必能治理好太湖水,因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持续的生态工程。二是无法治理,许多被污染后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可还原性,很难修复到原有状态,犹如不能死而复生一样。

我们提中国梦,这里面就有生态问题。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这个基础。人民要幸福,至少要能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要吃上放心的食品。这是底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破坏了底线,还谈得上幸福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严重时会引起政治无序和社会不稳定,去年7月发生的“启东事件”,就是一个案例。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具有绿色执政、绿色行政理念,将生态文明看作执政文明和行政文明,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优良的基础上,不能为发展而发展,甚至搞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我们欠的学费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欠学费了。

苏周刊:造成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方世南: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发展方式的问题,是发展方式不当,违反了自然规律造成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解只是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考察,这不免失之偏颇。人不仅是社会动物,还是自然动物,优越的自然环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从自然界产生以后,又以自身的能动性反作用于自然界。这种反作用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对自然环境施加积极的建设性影响,努力提高环境质量,创造新的更加适合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人工生态系统。另一种则是消极的破坏影响,如不能适度地利用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退化,带来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全球工业化的日益普及,暴露出了人性的弱点,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失衡,给人类生存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

生态权益

———污染环境就是污染自己

苏周刊:去年426日,您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克来蒙大学和耶鲁大学召开的第六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并提出了“生态权益”的概念,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何为“生态权益”?

方世南:生态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的最为基本和最为根本的权益。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与发展,无法摆脱与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各种必然联系。生态权益就是人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如占有、利用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出发,将生态环境作为影响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将生态权益作为与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权紧密关联着的重要权益,揭示出人们在生态权益方面的非均等性和不公平性也是导致强者与弱者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权益是弱者整体权益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使人们能诗意般地生活。环境污染剥夺了人们的生态权益,使人们不能自由地呼吸空气,不能舒心地倾听鸟儿和昆虫的鸣叫,连外出散步的权利也没有了。

苏周刊:发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在发展面前,许多地区已经或仍在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为代价,您怎么看?

方世南: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而人的发展状况也影响着生态文明的发展。

有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为了发展,引进一些污染的产业,提出“宁可毒死,不要饿死”这样很荒唐的口号。这反映出当地的领导干部的认知水平还是停留在经济指标上,跟落后地区的政绩观、生态观、环境观有直接关系,应加强引导,不能只重发展而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违反了人们的基本生态权益,也违反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样的所谓发展和所谓政绩,毫无价值,宁可不要。

苏周刊:怎么来保障生态安全?

方世南:每个地方都要把生态安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到守土有责,再加上宏观的规划设计,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生态治理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有些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停留在喊喊空洞的口号的层面,比如我看到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口号,居然写在光秃秃的山脚下。

而保障人们的生态权益,也不是在生态环境出了问题的时候将责任推给某一个部门,监督防范很重要,保障生态安全、保护生态权益,需要全社会的力量。

生态民生

———政府要把生态摆在案头放进心里

苏周刊:如何来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方世南:生态矛盾的产生,跟体制机制出的问题是相关的。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对破坏生态环境者的制裁手段单一,仅仅是罚款,但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相比之下,道德自律更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向自然界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学习中探索生态治理的规律。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用“代价是难免的”、“摸着石头过河”等口舌来搪塞。要把生态环境问题切实地当作民生工作来抓,所以我提出另一个概念,就是生态民生。

苏周刊:政府部门该如何去做,您有什么建议?

方世南:政府应该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工作计划,把老百姓的生态权益当作政府的责任,树立生态民生的理念。

之前我们讲到民生,往往指的是经济民生,而忽略了生态民生。民生的生,我一直认为,不光指生活的生,还包括生态的生。要保护人们的生态权益,就要考虑发展过程中,这片土地的资源承载率,不能竭泽而渔地发展。破坏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率,就不能持续发展。

在今天自然资源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过去那种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应该考虑资源的临界性,不应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系统,社会的消费不应超越于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能我们这一代人发展了,不管下一代了。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组织一个生态治理联盟,或者叫生态治理共同体,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主体,企业为主力军,各司其责,合作治理。

苏周刊:在您的这一建议中,政府部门扮演的角色与以往有什么变化?

方世南: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政府要扮演主导角色,但同时也要把相应的权力下放,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生态文化

———改变生活方式从我做起

苏周刊:保护生态环境,个人能做些什么?该如何做?

方世南:生态文明呼唤科学的生活方式。因为说到底,环境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要纠正过去那些反生态的生活方式、发展方式,所以我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这要从我做起。我现在基本是绿色出行,汽车很少开,在苏州古城区基本是自行车,近一点就走路。如果每个人都自觉把生态保护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

苏周刊:在您身边,这样的人多吗?

方世南:生态,实质上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现在具有生态保护意识的人越来越多,前阵子我在昆山的一个小镇周市调研,周市有一家生产鞋子的企业,这个企业的老板经常骑着辆自行车,他不是买不起豪车,但他的理念很好,骑自行车既环保又健身。

建构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会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们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说到底,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还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生态文化。

苏周刊: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它的生态文化体现在哪里?

方世南:生态文化渗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体现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态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反映了城市的形象,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要走在前面,起示范引领作用。中央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很及时的。

举个例子,去年5月份,我到美国参加一个生态文明的国际会议。他们的城市管理者,认为要增强城市的自足能力,鼓励市民少去超市购物,自己种瓜果蔬菜。因为如果城市的蔬菜瓜果要完全依靠外来,他们认为运输过程中物流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治理

———社会总动员共建宜居家园

苏周刊: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

方世南:生态环境问题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树立新的生态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这在西方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吸纳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就是对自然界的改造过程,肯定要产生环境问题。西方为什么走出了这个陷阱呢?一方面是来自老百姓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主动摸索、通过掌握自然生态规律来调整发展方向和方式。

苏周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治理方式可以引进?

方世南:首先,我还是要强调规划的重要性,比如汽车尾气污染。近年来我国的汽车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国超过一亿辆小汽车在我们的国土上跑动,而汽油提纯达不到西方国家标准,这是多么大的污染源?西方的绿色交通,是下了很大力气的,而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未雨绸缪。

中医讲究治“未病”,重在预防。病发了,当然也有相应的措施,这在西方也有成功的经验。比如德国生态工程协会主席冈瑟·盖勒对污水的治理方式,就很成功,而且也正在苏州以及其他地区推广。

我和他合作过一篇《以水环境治理加快苏州生态现代化步伐》的文章,介绍通过湿地、植物等物理装置治水的理念和方式。这个系统是对自然湿地的模拟,是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生态治水在张家港市的双山岛、相城区莲花岛以及常熟的蒋巷村上做得很成功,效果很好。今年冈瑟·盖勒要和常熟的一个产业园合作,准备治理工业废水。

苏周刊:在治理生态环境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哪些不足?

方世南: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我们还存在着理念和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往往还是在搞“运动式”的治理。在西方,他们主要靠社会的力量,有很多绿色组织,社会力量在参与治理。德国治理生态理念很先进,通过民众参与,带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宏伟艰巨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公民齐心协力保护环境的局面。

苏周刊: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苏州应如何做?

方世南: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和动力源泉。苏州只有牢固地确立“五位一体”总布局,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之路,才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新家园。

近年来,苏州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昆山市淀山湖镇,曾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的“中国二十一世纪示范镇”称号,上世纪90年代,淀山湖在发展之初,我就倡导“和谐自然,示范未来”的概念。示范什么?就是绿色发展。目前,我在淀山湖镇大力推进生态现代化建设,让该镇争当生态现代化的排头兵。

我们一定要继续广泛开展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环境文化,改变不适应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创新合乎自然规律、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各种具体制度。要加强部门协作,强化环保部门的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监督管理体制。同时要强化社会监督,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理性借鉴国际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性、区域性环境保护活动。加强生态治理,苏州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据《苏州日报》2013412C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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