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21日，《苏州日报》刊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的文章《人文经济如何为苏州发展“插上双翼”？》。文章分析了苏州人文经济的实践与特点并总结人文经济的实践经验。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以后，苏州社会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仅与外界客观条件有关，而且与苏州内在的文化基因有深层关联。植根于吴文化的苏州文化使其较其他地方文化有更强的开放性，更易于吸收和融汇外部优秀文化。这种开放性、融汇性等文化基因赋予了苏州实践以最强大的内生动力，赋予苏州人敢闯敢干，争第一、创唯一的主体精神，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把控未来发展趋势，整合社会资源，探索新发展道路，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苏式生活体现为“慢”“精”“雅”，表现为主体的审美化、精神性和创发力。审美化是从物态的角度考察，后两者则是从主体（人）内在的角度概括。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群体，只有温饱无虑乃至优渥之后，休闲和审美才成为可能。即“物态决定心态”。所以，经济对于生活方式的形成至关重要。这种“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从消费角度看，就形成了典型的“审美消费”，其更强调精神层面的通透和达观。从生产角度来讲，又表现为主体的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的个体通过一般性规则形成有机地分工，形成富有活力和弹性的发展共同体，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和发展。这种“一心开二门”的个体，一方面表现为对外的一种探索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对内体现为对生命的自省和反观，二者有机统一。苏州人文精神的基因，一方面体现其“慢”“精”“雅”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其遇到外部环境变化所释放出的强大创造力，共同推动苏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苏州人文经济的实践与特点

一、开放性与包容性

开放型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苏州发展实践的始终。2019年，国家在苏州设立了江苏自贸区苏州片区，体现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决心。当前，苏州正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制度型开放是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型经济是苏州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以开放促进改革。要不断地改变苏州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推动苏州开放型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升级。

开放型经济发展与苏州开放性人文精神基因是一脉相承的。包容性的制度和文化，是开放型经济取得大发展的前提；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升级，又会推动包容性文化和制度不断演变，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苏州开放和包容性文化基因的形成，与苏州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开放发展有密切关系，与苏州历史上所形成的富有活力和弹性的发展共同体是有密切关系，这种发展共同体能够创造性地适应外部环境，在历史每个关键点中能够把握住机遇，化危为机中形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苏州人文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质。

二、均衡性与内生性

苏州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均衡性、协调性较好，城乡融合度较高，城乡二元结构不突出。空间是社会的表达，空间反映和承载了苏州人文的基因。无论是在产业、空间还是社会中，协调均衡是苏州最重要的特点，这与人文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统一的。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彰显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力，体现了农民改变命运的主体意识。今天，苏州富裕的乡村，如永联村、长江村、蒋巷村等，都是农村富裕的典型样本，这些农村富裕之路都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共同体理念。从外围的农村、小城镇、县域经济的发展再到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的特点，是实现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乡村和小城镇的发展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腹地支撑。

苏州的县域经济非常发达，这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点，苏州管辖的几个县级市都排在百强县（市）的前十名。昆山在百强县（市）排名第一，GDP已经突破了5000亿元。张家港排名第三，常熟排名第五，太仓排名第七，均在前十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因具有集聚高端要素的优势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核四城”多中心现代化大城市格局已经形成，并与县域经济共同发展形成协调均衡的空间体系。县域经济一头联系着小城镇和农村，另一头连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苏州区域经济最为重要的特点，也是苏州发展共同体在空间上最重要的体现。

进入新时期，面临全新的国内外宏观环境，苏州发展共同体要立足于这个均衡性的空间系，走向一种内生型、辐射型发展共同体，以支撑中国现代化的苏州实践。内生型、辐射型的现代化一定是基于“两个融入”，既融入苏州文化元素，又融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优秀文化元素的过程，是一个创新中心不断形成的过程。

三、主体性与规则性

苏州人文经济实践包含着一种主体性和规则性。苏州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大法宝”，集中体现了主体为了改变命运所表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以及由此激发的伟大创造力。苏州“三大法宝”就是一种打破旧规则创造新规则的制度型企业家探索精神。在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不管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还是抢抓浦东开发开放、中国加入WTO等重大历史机遇，苏州人历来敢想敢干、领风气之先，敢于争第一、善于创唯一，创造了“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敢闯敢试、唯实唯干、奋斗奋进、创新创优”的昆山之路，“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区经验。苏州的“三大法宝”是苏州人文精神基因结出的硕果。在“世界走向中国”时代成为领头羊的苏州，在“中国走向世界”新时代又吹响了“思想再解放、开放再出发”的新号角，这是苏州人文精神未来指向。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制度型企业家探索精神在苏州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探索和冒险精神在过去所创造的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中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着眼于未来，只有发扬制度型企业家精神，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才能发挥市场中企业家作用，发挥市场中每一个个体的创造力，促进苏州制造业产业创新集群的快速发展，开创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新境界和新格局。

苏州发展实践就是不断打破固有观念的过程，发挥制度企业家精神，同时，强调基于市场一般性规则的重要性，即营商环境建设。苏州社会经济发展说明“三大创新”环环相扣的逻辑关联。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相比，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但和制度第一生产力相比，思想的解放、人文的进步，或许才是更为根本、更为渊薮的“第一生产力”。

四、生活性与生产性

构成苏州发展共同体的具有创造力个体生命特征表现为“一心开二门”，一方面表现在内的反观，即“慢”、“精”、“雅”，另外，体现在对外的是个体创造性和探索性。以姑苏区为例，姑苏区发展必须与外部空间之间实现有机地融合，重组内部空间，以“时间换空间”，在有限的空间中推动更加高端的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在姑苏的崛起，推动传统商业综合体的转型和升级，不断推进数字时代商业模式的转型，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消费之都”和“创意之都”的统一。第一，应通过打造苏式生活典范，将姑苏区建设成为一个消费之都，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富有文化含量的传统与现代融合具有引领性的新生活方式。第二，姑苏区必须是一个文化创意之都，没有创意就不会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形成一种文化产业，姑苏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就不会被激活。创意是保护传承提升姑苏文化价值的重要选择。姑苏必须要在创新中保护，在创新发展中传承。姑苏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须靠人才，要有新创意阶层的崛起，才有创意产业的崛起，也才有消费的活力，进而实现姑苏战略崛起，姑苏才能承担“江南之魂，创意之都”的时代担当。

五、传统性与现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苏州人文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特点。传统一方面表现为苏州人文精神基因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种人文基因和精神渗透在苏州社会经济发展之中，渗透在苏州城市和产业发展之中。传统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发展并行不悖，背后是人文精神传承以及相互渗透融合。发展数字时代制造业创新集群，以及打造江南文化品牌，表面看二者是不相关的，但事实上是相互支撑和良性互动的。要将江南的文化元素、工匠文化，通过人的创意和创造有机地融入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创新之中，打造苏州制造品牌，实现江南文化品牌与制造业的品牌融合发展，要赋予苏州制造品牌更多地方文化元素。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必然形成了对工业设计、文化创意、品牌设计、广告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强大需求，苏州2500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决定在这个空间中发展工业设计、广告设计、数字文化创意更具先天的优势，这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苏州人文资源和人文基因融入制造业发展之中，最能有效地实现技术和艺术的融合。

六、区域性和普适性

苏州人文经济的实践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包括新时期苏州的创新发展，无疑不是带着浓厚的区域特色，它是开放包容的苏州人文精神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但苏州人文经济的实践同时又包含着普适性的价值，比如对发展共同体和个体价值的强调，这使得苏州发展模式能够为其他区域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目前在其他地方和国家建立了很多工业园区，把工业园区招商理念与亲商理念往外进行传播，对其他区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地方政府都来苏州参观学习，把苏州发展理念与其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了其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具体的实践案例本质上就是苏州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这也是苏州建设内生型和辐射型创新中心的重要选择。在新的发展阶段，苏州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贡献自身的智慧。

人文经济的实践经验总结

苏州共同体是开放包容的共同体，能够充分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在市场主体与政府、社会之间有一种默会的边界，而这种边界感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形成的，它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空间中所形成的。通过人文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然后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这形成了苏州发展内在逻辑。

苏州人文精神内涵中，体现了一种人文的智慧。在其历史的演进和发展中，逐步形成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均衡性和内生性、主体性与规则性、生活性与创造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区域性和普适性等之间均衡和融合的人文智慧，这是苏州人文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实践经验和特质。这些实践特质及深层文化基因形成又会反推苏州社会经济发展和演进，特别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的实践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这些实践特质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统一性，具有相互渗透性和相互支撑性。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良性互动的是实现个体与群体价值统一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也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作者段进军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执行院长；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