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苏州市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各项部署要求，把疫情防控作为全市最重要工作，第一时间动员和组织各级各部门以及广大党员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全方位落实“一级响应”，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东吴智库积极落实要求、响应号召。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智库学者开展理论探索与政策建言，助力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构筑好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近日，《苏州日报》“苏报智库”版块刊登东吴智库研究员宋言奇的文章《疫情之下社会治理：如何拿出 “应考”新策略？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疫情之下社会治理：如何拿出“应考”新策略
宋言奇
摘要：本次疫情显示了我国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各级政府及时动员社会力量实行联防联控，企业个人纷纷捐献救济，社会组织有效“渗透”，志愿者积极参与迅速形成了抗疫合力。
我们可以借助网络和信息技术，全方位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并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关注，使虚假信息不攻自破，同时应加强应急之下网络媒体管制力度，落实主体监管责任，源头上消除虚假信息的生长空间。
时下，我国正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就本次疫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言，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疫情“应考”中凸现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些亮点，但也暴露出短板和不足。疫情之下社会治理如何提质增效，做如下思考。
一、治理策略上，如何整合社会资源
抗击疫情是一个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类“社会共同体”共同投入，群策群力，形成合力。尤其在应急状态下，一些非体制资源的赋能，能够有效配合体制资源发挥作用。我国社会治理的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疫情之下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社会协同的力量，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本次疫情显示了我国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各级政府及时动员社会力量实行联防联控，企业个人纷纷捐献救济，社会组织有效“渗透”，志愿者积极参与，迅速形成了抗疫合力。但也存有缺憾和不足：过于依赖政府，造成“干部忙坏了，公众慌坏了”的尴尬局面；缺乏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平台或者相关平台比较僵化，影响了抗疫效率；缺乏统筹规划，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佳，甚至出现“外行帮忙、越帮越忙”的窘况。
疫情之下科学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给社会力量赋权赋能，调动其参与抗疫的积极性。二是构建与完善各类参与主体的沟通衔接平台，畅通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的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其能量。三是根据各个社会主体的特点，合理规划与布局，做到“人尽其用”与“物尽其用”。
二、治理主体上，如何发挥社区的作用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堡垒。社区作用发挥得好，防控实效才能落实到“最后一米”。尤其在疫情特殊时期，社区在防控方面的“本土化优势”是不可替代的。在疫情之下，很多弱势群体的困难会被“放大”，而社区“本土帮助”就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
在本次疫情中，社区在联防联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宣传、人员排查、疫情救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尤其是网格化体系，更是实现了“无缝覆盖”。同时，在一些社会建设比较成熟的社区，体制资源与民间资源交融，社会资本有效“嵌入”疫情防控，使社区在联防联控中赢得主动。但我们也看到：一些社区由于缺少社会资本，应急任务基本压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物业身上，社区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制约了社区联防联控作用的发挥；一些社区由于缺乏应急管理经验，在困难面前慌张无适，错失疫情防控时机；一些社区内部井然有序，但只管“自扫门前雪”，部分农村社区甚至了出现挖断道路阻止人员流动的极端行为。
疫情之下，社区“最后一米”作用的发挥尤为重要。一是要加强社区应急化管理。如何更好的发挥社区在应急状态下的作用，是一个急待深入研究的课题，需要在体制机制、规章制度、日常建设等方面做出科学设计。二是要加强社区基础建设。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常态状态下，社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应急状态下，社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哪种共同体，都有赖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不是一蹴而就的，持续不懈的社区建设是关键所在。三是加强联防联控制度建设。疫情之下，社区“属地化”党员与志愿者的作用不可忽略。因此应当落实“党员进社区”制度，并把应急情况下党员和志愿者在社区的表现纳入单位考核，从制度上予以激励。
三、治理板块上，如何夯实应急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包括常态化治理和应急治理两大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的应急治理体系。完备有效的应急治理体系可以增强社会在突发事件中的“免疫力”，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03年SARS后，我国建立起了“一案三制”应急体系，这套体系在本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较快速度从国家层面延伸至基层社区层面，为疫情防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总体而言，我国应急治理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夯实：应急物质的储备不够充裕；应急管理体系缺乏社会参与；公众应急科普宣教亟待加强。特别是在疫情之初，面向社会的预警机制以及相应的统配资源机制相对滞后。以口罩为例，疫情之初当民众开始疯狂在网上网下抢购口罩之时，我们的应急体系却没有先于民众进行采购并用于统配，导致医用防护口罩民众“囤积”而医院“难求”，造成应急物资的浪费与错配。
为此要从多方面夯实应急治理体系：一是做好储备工作。储备包括物质层面、实践层面以及社会心理层面的储备。日本抗震储备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其不但进行设施与食物上的准备，而且积极开展全民防震教育，定期开展地震避难演习。二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各方之间的应急互动和应急责任关系，将各种社会参与者都纳入应急预案体系之中，并明确各种社会力量的角色与作用。三是完善面向社会的预警机制，建立统配资源机制，做到信息对称，提高应急资源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四、治理手段上：如何善用网络与大数据资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国社会治理格局中特别添加了“科技支撑”元素，充分肯定了科技在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科技尤其是网络与大数据资源的运用，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次抗疫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17年前SARS相比，互联网与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被更多地运用到疫情防控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网上疫情信息发布、电商平台配送、在线寻医诊疗、网上捐赠救济，在线教育教学等网络空间的构建，大大减少了疫情扩散的风险，缓解了社会焦虑心理，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大数据的应用，也为我们研判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是我们在网络与大数据资源的运用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尽管疫情期间中心化权威平台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并甄别虚假谣言，央视频现场还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建设实景，做到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但疫情之下网络上仍产生大量虚假信息，加剧民众的恐慌心理。二是尽管大数据在我国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建设重心多应用在商业和服务业上，疫情之初缺乏应用于应急治理的网络大数据平台，影响了疫情研判效果，也使基层管理者疲于数据统计，甚至造成了一些数据的重复和无效。
疫情之下，确保真实信息的畅通尤为重要。我们可以借助网络和信息技术，全方位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并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关注，使虚假信息不攻自破，同时应加强应急之下网络媒体管制力度，落实主体监管责任，源头上消除虚假信息的生长空间。在疫情治理手段上，我们还应加快构建一体化全覆盖的全国应急管理大数据平台，依托平台实现疫情信息的充分共享，并对疫情隐患进行实时检测，全面提升疫情下的应急治理能力。
（作者宋言奇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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